这是托尔斯泰的画像。他的作品，用不同的语言译介，会有不同感觉，“英国人翻译托尔斯泰，他比中国人翻译托尔斯泰就要更自由一些”。在刘文飞看来，中国社会有一段时间认为高尔基根本不是作家，但是现在经过十年二十年，大家认识到：哦，这个人还是很牛的！
　　（上接B04版）

　　人才

　　最坏时期：学俄语不是为了文学

　　新京报：也会有很多谈及俄语文学翻译的文章提到现在俄国文学翻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语是个小语种的缘故。

　　刘文飞：会有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俄语有这个问题，除了英语之外都是小语种。我开玩笑，汉语马上都是小语种了。大家觉得我是在调侃，其实不是。现在在中国的大学里面，英语语言文学的老师和学生的人数是超过汉语语言文学的。全国的大学老师十分之一是英语语言老师，任何一个大学肯定有英语系，英语系招生一定很多，不管哪个系的学生都在学英文，不管俄语、德语、法语一样的，尽管现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很火，但还是小语种。现在国内管理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想把英语教育社会化，英语四六级证书就像考驾照一样，你想把英语学好，你可以上校外补习班，大学不应该把那么多宝贵的资源放在培养基本技能上。

　　美国没有外语学院，没有外语系，所有这些专业它叫modern languages（现代语言）。学Russian，当成一个学科来学，不是为了学会语言，语言是一个知识，不是技术（skill）——这你可以到“驾校”去学。我们全国那么多外国语学院，教学的外语就只有四五十种，美国有一两百种，它反倒学得多。

　　老是说外语人才青黄不接，我说也未必。现在每年全国有一百多个高校有俄语系，每年有一两万个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俄语，我觉得这个人数足够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翻译家会认为俄语人才缺乏呢？那是因为这些人入学的动机不一样。他们可能是为了找工作，可能是为了做外贸，可能为了考公务员，没有几个人会在入学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我学习俄语是为了学习俄国文学，我以后要当翻译家。博士生中也很难有这样的雄心，道理很简单，这不是一个挣钱的工作，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出来挣钱还不多。翻译一本书一年时间，才得一两万块钱稿费，傻瓜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青黄不接不是俄语界的事，英语界也是，英语不是大语种嘛，英语的文学翻译人才同样严重缺乏。在李文俊先生他们这一代之后，三十岁这一代我们还有哪些翻译英语文学非常好的人？好像也没有，尽管很多人都在翻。

　　新京报：现在很多译者是业余做翻译，职业也是形形色色，翻译基本上是兴趣爱好。

　　刘文飞：这里有出版社的问题，比如我们会因为作家的名字去买书，不会因为译者的名义去买书。也有人说嘛，真正的好作家是翻不坏的。我倒是大致也承认这句话，但是变成谁都可以来翻译。

　　新京报：出版社从编辑队伍上俄文编辑的配置也不太够，有很多出版社没有懂俄文的编辑，专业外国文学出版的出版社俄文专职编辑也很少，原来的一两个老编辑也都退休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刘文飞：这也不能赖出版社，译林、上海译文比较特殊，一般像北京十月文艺啊，湖南文艺啊，它实际上出各种文学，好多出版社在以前也没有专职的俄文编辑。但人民文学有，因为它在上世纪50年代出各种俄国的书，文学书占三分之二，最多的时候有过十个俄文编辑。我的老朋友张福生快要退休了，他也在物色年轻人，但人民文学最多也只能养一个俄文编辑，因为这么多语种嘛。

　　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文学编辑室严重收缩，可能只能进两三个人，这就不能只有懂俄文的了。这和我们这些学俄语的也有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只会俄语和一个人既会俄语又会英语，出版社肯定要后者，我们学生应该往第二种发展嘛。现在出版社招人才，肯定愿意找各方面能力强一点的，但学俄语的，各方面能力强的未必愿意到出版社做编辑。他可能愿意去中石油，因为他们现在需要俄语人才，相对高薪啊，甚至你以后还能挣到百万年薪，但你当个编辑一生肯定是清贫的。如果说青黄不接的话，编辑的确是这样，比较明显。

　　但我想最坏的时候的确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学俄语的大学生里面愿意学文学的很少，但是到了研究生就占相当的比例了，到了博士生阶段就几乎学语言和学文学一样多。每年大概要毕业四五十个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他们首选当然是到大学里当老师，但是大学也饱和了，我想会挤出一部分人到出版社。比如我一个博士生就去了人民出版社，他不是专职的俄文编辑，但是对俄国出的好书他当然会更关注一些。

　　时势

　　俄国文学在中国迎最好时期

　　新京报：听起来你还是很乐观的。

　　刘文飞：我还是很乐观的，而且我从来没有悲观过。现在我们领导人说，中俄关系现在是最好的时期，我也说，俄国文学现在在中国是最好时期之一吧，因为现在把俄国文学当成文学来看。五四时期，鲁迅说过一句话，那时候我们都很骄傲地引用，但现在觉得是不对的，他说呢，“翻译俄国文学，就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军火是好还是不好？文学应该起这样的作用吗？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文学是教科书，苏联文学是中国人的教科书，这是正常状态吗？因为我是个唯美派，我可能接受布罗茨基的东西比较多，我觉得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再好的东西一旦强加给你就没有愉悦了。实际上文学是高度个性化的东西，它就是让你感到愉悦的，至于能不能改造你，让你感觉到生活有意义，我觉得离它的核心意义很远。

　　现在俄国文学被边缘了，但现在读俄国文学的人，不会是为了接受托尔斯泰的教育，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影响，我觉得很好。我不是今天说，那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认为。

　　新京报：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刘文飞：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十年前吧，那就是每个出版社都不愿意出俄文的书，只愿意出英文的。现在有些出版社也富裕起来了，另外就是中国人慢慢富裕起来之后，心要静一些，大家不把钱看得太重，下面可能会有人来读文学了。

　　新京报：也就是说让文学的属于文学，回归文学的力量？

　　刘文飞：俄国文学回归了文学。因为俄国文学在中国一直不是纯文学，到了改革开放有一段时间作为批判的材料，现在差不多是这样了。文学就是文学，哪怕托尔斯泰，他也是文学家。

　　新京报：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了解也不是没有，但是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图景是模糊的。

　　刘文飞：这个问题中国搞俄罗斯文学的学者肯定是有责任的了，但是也有一个原因，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文学图景本身是模糊的，等于说传统的苏联文学不能继续了，如果学西方的话是二手时间（语自“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名，这一隐喻指的是苏联解体后努力追随、模仿西方，但终究只是二手），西方不会重视，他们自己也不会重视。整个俄国文学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有所调整，开始向自己的文学传统回归了。

　　另外苏联解体以后它的文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整个颠覆了，这让所有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包括俄国的，世界的，全找不到北了。你以前说好的现在全不是，比如当时说高尔基根本不是作家，马雅可夫斯基也不是，但是现在经过十年二十年，大家认识到：哦，这个人还是很牛的！文学史需要一个沉淀，我想前段时间大家都有点模糊，与此有关。我们将和出版社合作出一套俄国当代小说丛书，也是整理归纳苏联解体以后的文学。这样的梳理，也让人感觉到俄国作家这十年二十年也不是白过的，他们也留下了在文学史上站得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