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婴先生去世一周后的这一期封面，我们缅怀这一位让我们领略到俄语文学峰巅之美的翻译家。

　　我们几乎读着他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当代英雄》、《一个人的遭遇》长大。对于中国几代文学读者而言，俄罗斯文学是一门博大深刻的必修课，它是塑造我们的美学品位、情感方式的力量之一。我们熟悉这个国家文学地貌上的一座又一座高峰，无论是列夫·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抑或是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创造了属于全人类的财富，跨越语言的藩篱，给全世界的人们施予文学最慷慨的礼物。

　　翻译家是这些崇山峻岭间，艰辛勘测地貌，绘制地图的人，这些人的名字还包括曹靖华、戈宝权、力岗、乌兰汗、汝龙、智量、满涛……草婴是其中最出色的之一，而他以一人之力，用二十年的时间翻译四百万字之巨的托尔斯泰全集，全世界几乎绝无仅有。

　　1987年，苏联作家协会授予草婴 “高尔基文学奖”，颁奖辞中有这样一句话：“（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称自己是草婴先生的“学生”的高莽曾经在文章中记下过草婴先生的翻译六步法：先反反复复读原作，把原作读懂；接着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原文仔细核对译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再离开原文，从中文角度审阅，朗读，努力做到流畅易读——老朋友孙道临曾经为他朗读过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译稿；这之后交给出版社根据编辑意见作调整；校样出来最后通读一遍。

　　高莽记得，1983年在黄山的夜谈，草婴先生告诉他：“托翁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战争与和平》4卷作品草婴整整译了6年，其中559个人物，他做过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

　　草婴先生的人生做的是减法。“文革”后，领导曾经请他担任上海译文社社长， 草婴拒绝了，他说自己就是想把托尔斯泰的作品全部翻译出来，那是他更想做的事。他把身外的工作、待遇、头衔全都去掉，一生只做这一件事。他是真正的“职业翻译家”，并将翻译视为终身志业。这样的举动在今天的市场化语境中，无疑是要饿死人的。即使在物价没有涨上来的年代，翻译也终究是清贫的工作。1982年草婴的小女儿盛姗姗赴美学习油画，2000元的机票是用父亲3年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部稿费买的。但我们庆幸，我们有这样好的翻译家，可以让我们如此信任。

　　全球化发展如斯的今天，我们从地球这头了解那端的愿望愈发强烈，每年翻译的图书或许远远超过本土的创作，而翻译的乱象丛生，早已是多年积弊。斯人杳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背影，我们眼望着这背影，从缅怀中生出学习之心。这一期专题，我们从怀念起，从翻译谈开去，聊一聊我们这时代的俄语文学，俄语翻译，聊一聊那些美好的翻译带给我们的愉悦。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

　　详见B01-B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