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李兮言 发自广州

　　时代周报：写了这么多年的党媒评论，有没有遭遇过困难压力？

　　周瑞金：我写“皇甫平”的文章就遭到了很大的批判，中央的刊物包括理论刊物《求是》，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发表文章批判“皇甫平”的观点，我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要写真正有影响的评论是要带一点风险的，我很注意这一点，写评论既需要讲究战略，又要有一种势如破竹论述天下大事的气概和胆量，同时，还要根据形势以及领导和群众能够接受的程度仔细撰写。我是几十年养成这么一个写作习惯。

　　时代周报：你在《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工作期间，除了“皇甫平”和“任仲平”，还使用过其他哪些化名？

　　周瑞金：我在《解放日报》的时候，还用过“吉方文”这个名字，即“解放日报文章”的意思。1991年，邓小平南巡以前，我用“皇甫平”署名写了四篇文章，挨了一年的批判。1992年大年初一，我们又以“皇甫平”之名发了一篇评论，把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体现出来了，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管一百年”，影响很大。本来我们打算继续发表有关小平同志精神的评论，但后来市委领导叫我们暂时不要发表了，因为当时小平南巡还没有结束，南巡谈话还在整理当中。大概到4月份，我们继续发表评论，内容主要是赞扬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这与之前“皇甫平”的文章不一样了，所以不适合用同一个名字。

　　从4月份到7月份，我们一共发了四篇署名“吉方文”的文章。第一篇《论走向市场》，谈怎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篇《论加速发展》，专门讲“发展是硬道理”，论发展要讲速度也要讲科学，要注意平衡发展，不要走到投资过热、经济发展过热的路上去；第三篇《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这是我们在1991年就想写的文章，也就是市委领导要求暂时不要发表的文章。小平南巡以后，我们把这个观点写出来了；第四篇是《论换脑筋》，小平同志首次考察以后发表谈话讲，要换脑筋，提倡新的思想解放。“吉方文”发表的这四篇文章都很有影响，被《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转载了。第一篇《论走向市场》，还被当时党的十四大的起草小组当作参考文件印发给全组了。

　　时代周报：从“皇甫平”到“任仲平”，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人物，这些年党媒的政论写作有什么变化？

　　周瑞金：我在1993年调到《人民日报》工作，负责的还是评论部和理论部。当时我在评论部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就是“任仲平”系列。这个栏目一直坚持到现在，已经22年了。这么多年，“任仲平”也在根据实际形势的变化一直在发展。现在的“任仲平”评论，比我那个时候可能更有针对性，更精细化，更深刻化。现在网络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自由度比较大，很多也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声音，这个变化与党报的评论有相互影响的作用。现在的“任仲平”文章，在阐述中央精神的同时又要能接地气，反映群众关切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任仲平”有新的发展。

　　时代周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时代在变化，大家的信息渠道变多了，党报评论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周瑞金：党的机关报就是要宣传党的主要方针政策路线，这是党的重要部署之一。党报言论必须要谨慎，同时能够针对社会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回答群众的疑问，解决群众思想的统一认识—这二者应是统一的。比如皇甫平和任仲平的文章，既是党的精神宣传，又是社会关注热点问题，二者一致，不分阶段。“任仲平”最新有关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文章，也是两个点都结合起来，并结合社会实践发表看法，这也是中央精神宣传的一种方式。

　　对党报，相对于“政治晴雨表”，现在提得更多的是“社会的风向标”，说明这里面有一个量化，就是评论变得更注重社会关心的问题了。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社会需求比较单一，市场经济以后，利益分化更加多元化，这就要求媒体包括党的机关报的评论，要符合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众需求—但即便是针对社会问题来谈，也不能脱离中央精神，这个是我的底线。

　　时代周报：从中央到地方，党内一直比较重视从政者是不是能拿得起笔，你怎样评价党内的“笔杆子”文化传统？

　　周瑞金：中国共产党原来是一个革命党，有一个发动群众夺取政权的革命过程，所以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领袖又是理论家，不但要有革命的理论素养，还要有宣传理论、发动民众、开启民智的宣传技巧，这其中的方法就包括写文章，也就是“笔杆子”文化。我们国家从第一代领导人开始—最早的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写手，还有瞿秋白、张闻天，也都是宣传鼓动家和理论家，都是很会写文章的。毛主席也是一个著名代表，对吧？毛主席最早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他的名字一共二十八画（繁体），他就用这个笔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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