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处于较为尴尬而艰难的格局。尴尬之处在于：虽然欧洲和日本经济疲软，但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却是不断走好；全球经济形势虽然复杂，却整体看好。在这种背景下，原先无限风光的中国经济却举步维艰——此前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并且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却突然间似乎一下陷入僵局。

　　更独特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推进改革，力图推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推进自贸区建设及一带一路措施，力图在进一步开放的同时，通过外部压力，以开放促进改革。对内，进行简政放权，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改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麻烦之处在于，社会经济形势并没有政策预期那么乐观，市场反应逆向而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凸显，社会投资下降，社会预期趋弱。各种利好消息并没有得到正面的反馈，市场反而不断担忧未来走势。

　　症结：规则的不确定性与缺乏积极性

　　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市场反应出问题了？有必要对这种困境做相应的揭示。

　　从长期看，当前的中国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使得发展轨迹有所变化。在过去三十几年中，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源自要素的不断投入及管制的不断放松，进一步地，出于初始发展水平较低的趋同力量，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同时，值得指出的是，不同于一般国家的是，政府和政策的力量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政府出台了各种鼓励措施，而地方政府发挥了各种积极性，政府推动与更多的市场参与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快速发展的一种特征。

　　当然，这种模式难以持久，要获得持续的增长，势必通过技术创新，而技术驱动更多地需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这种转变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且需要对政府的角色做相应的调整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变化使得当前的经济跟以往有所不同。

　　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执行政策的官员，通常很难有改变现状的动力，而更愿意维持原先的规则。这意味着新的规则引入，会有较长的适应时期，而在短期内，由于对新规则的不熟悉或者不适应，客观或人为地会有发展阻力。更有可能的是，在原先规则下，部分群体拥有更高的收益，因而，不情愿或者不愿意执行新规则。

　　目前，这种不主动参与则是当前改革的主要症结所在。原来的改革，地方政府积极参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低工资的制度安排，各级政府官员也有充足的积极性动用自身的权力谋求各种灰色收入，从而提高其收入。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在制度建设中，约束机制加强了，对政府官员的约束增加了；并且，由于规则的转换过程中，不明确的规则仍然较多，而一旦违规，可能需要承担严重的后果，硬性的威慑力也增加了，这使得官员自然而然地选择规避风险。从机制设计角度看，约束增加而激励没有相应增加，这就使得行为很混乱。

　　比如在推行负面清单和非禁即入的规则中，更多地需要强化事后监管，但客观上说，事后监管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也不是各级政府部门所擅长的。对风险的忧虑和部分风险的暴露，更加使得官员的行为变得消极。这种情形在财政层面同样明显，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扩大财政支出，财政资金花不出去。不作为成为一种普遍心态。

　　克服理想化的偏向进行理性的制度建设

　　客观来说，制度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很多规则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源，短期内改变很艰难。新旧更替中，风险很大，由于行为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社会经济下行的压力随之上升。如何应对这种惰性和混乱将是艰难的选择。需要克服理想化的偏向，更多地进行理性的制度化建设。

　　退回去一般很艰难，虽然时常会成为一种方式。但社会经济总是得往前行，因而即使会面临重重困难，改革仍然将继续。

　　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更好地考虑如何尽快使新规则得到更多的认同和支持，而社会公众的积极支持自然是重点。

　　一方面，社会居民，包括一般的消费者和企业家对改革给予更多的认同，对未来更看好，扩大消费及增加投资，自然能够给予实质性的支持，因而改革需要给予一般公众更好的预期。

　　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同样能够有着更大的积极性参与改革，行政压力是一方面，而经济激励同样关键。如何对公职人员进行根本性变革也是改革的一个重点。

　　简单而言，需要将规则更好地明确，减少中间混乱状况将是改革的关键，而改革自然需要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在短期内，目前社会经济的状态仍有可能延续或者在一定范围内扩大。而继续改革别无选择，改革需要更好地注重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而不能是独角戏。在改革的整体设计中，需要用更多地使用经济理论进行更可行的制度设计。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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