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06日讯

“全球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后，已经出现高度跨界、多元化经营的趋势，整合一体、密切协调的监管框架应是大势所趋。”香港交易及结算所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在“第六届财新峰会：中国新规划”上如是指出。

巴曙松指出，现有的监管框架在应对不同金融产品间的“跨界风险传染”时，防范危机的能力已经非常低下，金融监管架构应跟随金融市场当前风险结构及来源构成而随之演变。

而当前中国的金融监管架构主要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代的风险，旨在恢复金融秩序，强化不同领域监管专业性。

巴曙松谈到，目前中国的金融分业监管体系实际上也存在一定的协调机制，2013年国务院批复的关于金融监管协调指示里面，要求一行三会定期沟通、交流。然而这种机制仅局限于“松散的定期交流、商量”，因而效果不彰。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纷纷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巴曙松谈到，由传统的多头监管向双峰监管甚至是一元的综合监管发展，同时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责，逐渐成为主流。

巴曙松举例指出，目前世界范围内，有三种监管模式可以供中国改革者参考。第一种是类似美国保持多头监管的模式，但同时在跨领域的产品和机构的连接部位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同时央行保持主导地位。

第二种是模式是双峰模式，以澳大利亚为范例，该种模式由行为监管及机构监管组成。前者纠正金融不法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后者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防范系统风险。两者统筹协调、相辅相成。

第三种模式类似英国式的央行与监管机构全部整合的“超级机构”。货币政策和监管行为全部整合在一起，有利于信息沟通和货币政策制定。同时在央行和监管机构之间设置防火墙，防止利益冲突和政策干扰。“整合在一起，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货币政策的介入、救助功能的介入、最后贷款人功能的介入是稳定市场的一个定海神针。”巴曙松指出。

“任何的政策改革都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巴曙松指出，中国金融监管改革应该参照以上国际模式已经作出的探索，吸取经验，结合中国情况做出判断。

而对于中国另一项重大的金融改革工程：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巴曙松指出，离岸、在岸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模式将是一个理想的选项。

巴曙松指出，以沪港通为例，在该模式下，双方的监管机构能保持对资金流入、流出非常透明的监控，就像建立了一个透明的“空中廊桥”，资金往来看得非常清楚，整个交易资金流向是可以追踪的。

与此同时，互联互通制度的改革成本较低，降低了贸然开放资本账户带来的风险冲击。同时，原有各自的监管架构没有做大的调整，投资者还是按原来的方式交易，但也实现了开放的目的。

“下一步要提供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多元化金融产品，比如债券、衍生品、商品等类似的载体，既不干扰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又实现开放的目的。”巴曙松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