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丽芳

连续几日，“80后”张静和齐亮夫妇都在商量如何说服各自的父母“只生一个好”。张静的女儿今年5岁，“我和爱人都不想要二胎，经济压力大，也没有精力再照顾，但是双方父母都想让我们再生一个，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

30多年来，一胎政策观念在内地早已深入人心。但张静和齐亮本可不受上述政策限制，因为他们出生在山西临汾市翼城，这里是30年来中国唯一一个被特批的“二孩试点”，被称为特殊年代里的“人口特区”。

中国“人口特区”的试点效应

1985年，人口专家梁中堂预估到“一胎化”可能会带来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在他的坚持下，当年7月，山西翼城县成为推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的二孩试点：翼城农村女性不早于24岁生第一胎，30岁后可生第二胎(后调整为28岁)。

30年间，这里被外界视为观察中国未来的窗口，吸引了众多人口学者、专家以及境内外媒体的关注。

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谭克俭长期关注翼城人口的变化，2015年8月中旬，他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科研人员再次赴临汾市翼城县进行调研，并登门访谈包括从上世纪70年代就从事村计生工作的南梁镇西贺水村原村计生管理员车月莲等民众7人。

调查结果显示，翼城人口过快增长、多孩生育的态势得到了控制：从1985年以来，翼城县136个村(占全县212个村的69%)已经连续29年无多孩生育。

此外，民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和婚育观念有了明显转变，性别比例更协调。“"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已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谭克俭介绍，全县农村现有领证的独生子女家庭8240户，双女家庭7156户；男到女家更是屡见不鲜，习以为常。全县现有男到女家6200余户，全县出现了刘王沟、人望等十多个“驸马村”，许多“驸马”还当上了“村官”。

多项研究证实，翼城县已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现代人口转变，人口比例更加协调；与之相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口形势却日趋严峻：人口结构扭曲，少子化严重，未富先老，性别比失衡。

专家曾呼吁扩大试点范围

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引发外媒广泛关注和报道，翼城再次成为外界焦点。

事实上，在翼城“二孩试点”的最初几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曾组织人员到翼城县考察，“二孩试点”很快从翼城县扩大至大同市新荣区、辽宁省黑山县、广东省南海县等13个单位。但绝大多数试点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陆续被所在的省区取消。

此间，人口专家们对于扩大“翼城模式”试点范围的呼吁并未停止。他们认为，在人口和计划生育转型时期，翼城试点作为中国在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特殊年代里的“人口特区”，对认识人口发展规律，甚至认识公共政策的制订与实施规律，其意义和价值都是很大的，但效果却始终未得到发挥。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虽在意料之中，但这一消息仍让谭克俭兴奋，“这意味着长达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结束。”他希望国家可以加快全面二孩落地的节奏。

二孩落地后，山西预计增长百万人

谭克俭分析，根据山西省“单独二胎”政策实施测算，山西省平均每年多出生2.5—3.9万人，推高人口出生率0.69—1.08个千分点。但实际截止2015年6月1日，全省累计办理为7917例，不到预期的三分之一，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

基于上述情况，谭克俭称，二孩政策落地后，山西符合政策的的目标人群约200到300万，“其中可能有六成人愿意生育，再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预计可能增长100到150万人一般来说，五年以后释放的高峰就会过去，之后就会进入新常态。”

针对二孩政策可能造成的生育高峰，谭克俭建议，相关部门应要加快修改、清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尽快进入与时代合拍的新常态；其次，做好一系列与二孩生育相关的服务工作；第三，尽快完善适应再生育服务的公共服务财政投入、设施建设和人员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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