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后，台湾地区将步入高龄社会；10年后，超高龄社会就在眼前……

看着屏幕上一张台湾地区人口结构图（1960—2060）随着年份不断滚动——金字塔变纺锤，再变成倒金字塔——近日拜访台湾地区家庭研究机构的上海学者们，眼底却是自己的未来：

2014年末，中国大陆65岁以上高龄人口比重达10.1%，台湾地区的数字是12%，上海则是18.8%。到2050年，大陆高龄人口占比预计将超过1/4，而在台湾地区，这一幕早20年就会来临。

近日，上海市妇联组织的专家团先后参访多个台湾地区家庭研究机构，两岸学者展开了两场家庭社会学研讨会，分享各自应对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的思考。

这也是为期一周的“第五届沪台妇女文化周”的重头戏。

龙年生子：文化规范的“任性”

到了2060年，台湾地区高龄人口将达到40.6%，人口抚养比率达到96.9%。 杨一 澎湃资料图

“总体上看，台湾地区和大陆人口结构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不过大陆还有广大的乡村人口，变化相对慢一些。”台湾地区著名家庭社会学研究学者伊庆春说道。

伊庆春随后展示的一张图表，足以体现台湾地区老龄化速度的触目惊心。

据台湾地区统计部门预计，从2015年到2060年，台湾地区15-64岁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将会“大跳水”，从75%跌至近50%，这一趋势与韩国类似，最终与日本“并驾齐驱”。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65岁以上高龄人口超过14%为高龄社会，超过20%为超高龄社会。台湾地区统计部门去年公布的“人口推计（2014年至2061年）”显示，2018年，台湾地区高龄人口比重将达到14.6%，进入高龄社会，2025年则会成为超高龄社会。

到了2060年，台湾地区高龄人口将达到40.6%，人口抚养比率达到96.9%，每1.3个青壮人口就要照顾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在老龄化问题的背后，晚婚不婚带来的少子化是一大症结。

据台湾地区内政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2014年，台湾地区初婚年龄逐年递增，男性从29.2岁上升至31.8岁，女性从25.7岁上升至29.6岁。

2010年，台湾地区总生育率从10年前的1.68跌至最低点0.895，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在全球排名倒数。

有趣的是，台湾地区生育率随后两年迎来反弹。伊庆春从中特别关注到，“文化规范有一定的‘任性’。”她解释道，2012年是华人社会传统的龙年，历来都是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年份。以至于到了蛇年，政府都不遗余力宣传“小龙年”，期望生育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但不尽如人意。

上海市妇联研究室主任李苏华在研讨会上介绍，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自1993年以来一直保持负增长态势，同样只有2012年“龙年宝宝”大增，出生人数多于死亡人数，最近10年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0.86，甚至低于台湾地区。

截至去年末，上海65岁以上高龄人口达270.06万，占总人口的18.8%，早已步入高龄社会。

为什么不爱生？风险太大

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多年来与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合作，对港台民众婚育价值观进行跟踪调查。2010年的社会意向、社会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有57.4%的受访者接受婚后不育，54.25%受访者接受同居，而对待未婚生子方面最为保守，仅20.2%的受访者支持。

在研讨会上，台湾地区学者杨文山尝试应用风险理论，来解释当今台湾地区低生育率的问题。

生育率下降是社会迈向现代化过程、结构转变的调试结果。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其中包括：内在亲职风险，即对母亲外出工作与孩子稳定关系之间关联性的判断；外在亲职风险，即对社会公平和安全程度的感知；还有性别角色的职业风险及男女亲密关系风险。

与台湾地区相比，大陆人口状况未来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政策还未落地，但观照此前“单独两孩”政策“遇冷”，新政效果虽值得期待，但或许会面临一定的压力。

去年10月，上海市妇联研究室在调研中发现，上海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家庭申请率仅4. 59%，95%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主要原因也是经济压力、抚养压力和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对此，上海市妇联当时就曾建议出台积极鼓励和支持符合政策的家庭生育两孩的政策，尽早放开全面生育两孩。

李苏华介绍，目前上海市妇联还在探索开展上海市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工作，推动人大、政府部门以性别视角、家庭视角自我审视法规政策，推出自检清单，同时筹建第三方咨询评估机构。

事实上，幼儿托育也是上海妈妈们面临的难题，上海还出现了“不得已的全职妈妈”。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台湾地区政界早已意识到，人口结构失衡将带来经济衰退和未来生活水平下降的恶果，由此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生育政策，但现实同样严峻。

对华人家庭而言，子女抚育向来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这在台湾地区尤为突出。一项国际统计显示，平均每个台湾地区家庭高达66.8%的花费都花在了孩子身上，远超其他国家或地区。

据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鼓励生育政策采取的最直接方法是发放生育津贴。自2012年起，台湾地区针对父母有一方在家照顾2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每月补助孩子2500-5000新台币不等；对于单亲家庭、隔代教养家庭，每月发放17880新台币的“特殊境遇”津贴，直到小孩长到18岁。台北还推出“助你好孕”专案，为年轻夫妇提供多项福利，比如免费体检，帮助每对夫妻安心生下健康宝宝；小学、公立幼稚园开设“课后照顾班”，负责在课后照顾孩童等。

不过，有台湾地区学者研究分析1998年至2010年台湾地区各县市政府发放生育津贴和育龄妇女总生育率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两者之间虽为正相关，但实际效果并不大。

据杨文山介绍，一项针对台北不同生育补助政策方案的民众接受度调查显示，受访者对育儿津贴和生育奖励接受度最低，对雇主托育的接受度最高，其次是免幼儿学费、课后照顾及体检等。

事实上，幼儿托育也是上海妈妈们面临的难题，上海还出现了“不得已的全职妈妈”。

李苏华介绍，2014年上海市黄浦区妇联开展的《0-3岁婴幼儿看护与教养状况及其公共政策研究》发现，受访家庭中0-3岁儿童家庭看护比例高达99.9%，其中，90%是父母或祖辈看护，9%是保姆或亲戚看护。近四成受访者希望2岁幼儿能够入托。

对此，上海市妇联也已尝试承接政府项目，如今年与团市委一起举办了260个公益性暑托班。

李苏华认为，改革开放至今，大陆家庭照顾支持系统经历了从单位社会到市场社会再到社区社会这三个阶段，只有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家庭资源多方整合、合作，才能支持家庭发挥好照顾功能。

近年来大陆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去核心化”的特点，传统家庭模式开始回归。 杨一 澎湃资料图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内的改革尚未完成，家庭承担相应的经济、养老、教育等压力不断增加和扩大，高风险环境下，家庭能力需要进一步强化。”

上海社科院性别与发展中心主任包蕾萍在研讨会上指出，近年来大陆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去核心化”的特点，传统家庭模式开始回归。

包蕾萍称，大陆核心家庭比例从2000年的68.30%，下降到2010年的60.89%，其中，标准核心家庭（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比重大幅下降，由夫妇二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比重大幅提高。

与之相对的是，以隔代教养型家庭为主的主干家庭（父母和已婚子女及其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数量显著增长。2010年主干家庭总数为9240万户，比2000年增加了2.5%，占全部家庭户的比例从21%提高到23%。“未来，主干家庭数量和比重还将出现更为显著的增长。”包蕾萍说。

伊庆春在介绍过去50年台湾地区家庭变迁时也指出，1990年代以来，虽然总体上核心家庭比例大于复式家庭（包括主干家庭和大家庭），台湾地区父母与成年已婚子女同住比例不断降低，但截至2006年数据显示，台湾地区仍有47.4%的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几乎一半人口有三代同堂经验。其中子代奉养亲代比例高于接受亲代财务协助，儿子奉养比例大于女儿。

李苏华介绍，与台湾地区不同，90%上海家庭选择家庭养老，主要承担者是女儿或儿媳，是年轻的老人照顾年老的老人。因此上海市妇联开展《居家养老社会化与女性发展》调研，研究的就是怎样为女儿、儿媳提供喘息服务、心理疏导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海商业性养老机构收费偏高，在家庭资源不够充足的情况下，上海家庭更愿意支付抚育费用，不愿意支付赡养费用。

对此，上海市妇联从前年开始接受政府委托，实施“示范性家政服务站”项目，希望能为家庭提供质优价平的家政服务员。

台湾地区教育部门专门设置了家庭及高龄教育科。 杨深来 澎湃资料图

面对未来高龄者增多的“灰色地球”，台湾地区还在做着潜移默化的努力——通过全生命周期的家庭教育，构建“不分年龄世代、人人共享的家庭与社会”。

据台湾师范大学家庭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林如萍介绍，早在2003年，台当局就通过了“家庭教育法”，培养民众重视家庭观念、增进家庭生活知能，亲职教育、性别教育、婚姻教育、伦理教育等都列入家庭教育范围。

她表示，台湾地区教育部门专门设置了家庭及高龄教育科。台湾师范大学家庭研究与发展中心不仅负责研究、发展和推广家庭教育，还受台湾地区教育部门委托办理“家庭教育辅导团”，对地方和社区家庭教育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指导，并开展相关教材和数字化产品的研发。

其中，针对中老年特别是空巢期群体，重点是夫妻关系的活化和对晚年生活的预备。该中心出版了多本《“乐龄，向前行”——老人家庭生活教育手册》。此外，该中心还加强了对年轻世代的祖孙关系教育推广。

林如萍研究发现，台湾地区13%年轻世代与祖父母不亲近，67.7%的年轻世代与祖父母不同住，即使三代同堂中仍有4.5%的孙子与祖父母无互动。

“祖父母是年轻世代认识老化、悦纳老人的第一个‘老师’，祖孙互动越多，年轻人对老人的态度越正向。”林如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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