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休息时，来自南京的女志愿者文心给老兵缪焜倒了碗热水。缪焜对她说，“你要体谅我的心情，这（累）不算什么。”

结果——2015年11月5日，89岁的缪焜的表现是：扶着车头，花白的胡子开始打颤，涕泪骤下，浑身发抖，悲咽之声堵在喉管只能发出倒吸气的嘶声，瘫倒在扶着他的儿子怀里。

作为此次“迎接远征军遗骸归国”活动的唯一老兵代表，原新30师传令兵缪焜的身份无可置疑。他的堂哥正是在七十余年前的缅北作战中，被日军炮弹击中牺牲的。而这一筹备了四年的活动受阻，让他痛哭失声。

当印着“遗骸归国”字样的7辆大巴抵达密支那华人墓地的遗骸安放处，一行六十余人却看到：这间房屋铁门紧锁，门上钉着两块木板，一辆重型卡车车轮卡着砖石，车头围着油桶、绳索横堵在门前。

当地华侨、远征军新一军老兵的女儿杨玲玲意识到这一幕的含义，抱着缪焜的胳膊号啕大哭：“他们不让回家。”她哭得太厉害，以至于坐倒在地。周围，跪了一地痛哭的亲属。

“很诧异、很尴尬、很沮丧”

如果一切顺利，7辆大巴车将装载347具远征军将士的遗骸，由腾冲猴桥口岸返回中国境内。届时，等待他们的将是礼兵列队、礼炮鸣响以及烛光守夜等多项纪念活动。

最后，遗骸将安葬在云南省施甸县为此划出的墓园内，为“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寻找与归葬项目”第一期画上圆满句号。

然而，铁门紧锁、卡车堵门，标志着这场轰轰烈烈的遗骸归葬活动戛然而止。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下称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在公开声明中坦承：“基金会与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障碍物的设置者，是当地最大的华人团体——密支那云南同乡会（下称同乡会）。为避免发生冲突，当天其负责人并未到场。

同乡会与中国远征军渊源颇深，其中骨干多人为远征军后裔。数十年前，同乡会就已开始协助收葬烈士遗骸，并建立墓园进行祭扫，而在基金会挖掘远征军遗骸时也曾予以配合。但如今，队友反目。

孙春龙等人倾力协调，向民政部、大使馆、当地华侨机构、一些有威望的宗教界人士等求助，但所有努力宣告失败，基金会不得不于6日返回国内。

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曾为此次归葬骸骨的选址奔走出力。听闻密支那的变局，他接连用三个“很”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很诧异、很尴尬、很沮丧”。

二战期间，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后与日本军队作战3年零3个月，战况惨烈无比。据统计，中国投入40万兵力，伤亡达20万，许多将士埋葬在缅甸，再也未能返家。

孙春龙多年前便发现，中国远征军在缅墓地大多损毁严重。若不是当地华侨指引，根本看不出墓地的痕迹。“荒野之处，连跪拜的地方都没有”。

而对比英美盟军的墓地，则反差明显。孙春龙在其所著的纪实文学《异域1945》中这样描述，“绿油油的草坪上，缀满了黑色的方块墓碑，整齐排列，犹如他们走上战场时的队列……似乎，他们从未死去。”

戈叔亚说，缅甸境内中国远征军墓地被集中破坏发生在1950-1960年代缅甸大规模排华时期。他从史料中得知，在缅甸约有16-17个远征军墓地。在他去过的15处，墓地全被损毁，至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正因如此，他倾向于将远征军遗骸迁回国内。

美国政府一直在海外搜寻战死官兵的遗骸，归国移葬阿灵顿国家公墓。2009年，台湾方面派人去巴布亚新几内亚，迎回一部分死于该地的官兵灵位，入圆山忠烈祠。

而在孙春龙到来之前，大陆亦有过挖掘中国远征军遗骸回国的成功案例。

2011年，云南省侨联、云南省黄埔同学会等首次发起“忠魂归国”行动，在当地华人华侨帮助下，把在缅甸克钦邦的密支那、西保等地找到的19具远征军遗骸运回国，安葬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孙春龙的基金会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他想要仿效的，也正是这一模式。

戈叔亚在一篇博文中记载：“为了对墓地所在国——缅甸政府的尊重，‘忠魂归国’筹备组以远征军阵亡人员家属的名义给缅甸当局提交了希望接回烈士遗骨的申请书。”

“但是这份申请书迟迟没有得到批准。缅甸华侨华人提出，由他们自己和缅甸地方政府协商，由华侨华人自己寻找遗骨并送回国内。这样，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活动，就变成一个国家自己内部的普通民事活动。”

即便绕过政治与外交，这一过程也非轻而易举。经过华侨与当地政府协商，在密支那的三处远征军墓地遗址中只有一处获准挖掘，西保的两处墓地只有一处获准，另外一处不得不用墓地泥土代替；在寻找和挖掘遗骨时，当地华人华侨为避免政府疑虑，请戈叔亚等人不要参加。为此，他十分遗憾。

最后，19具遗骨挖出后，同乡会全体理事数十人亲自护送到腾冲。

从合作到破裂

近年间，滇缅抗战、远征军，在国内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戈叔亚、余戈等历史学者的考证及多部著作的出版，在国内引起不小影响。无论是志愿者的参与热情，还是企业家捐助的力度都不低。在孙春龙的愿景中，这项计划要将远征军将士遗骸运送回国安葬，并为每一具遗骸进行DNA鉴定，为将来寻找到他们的亲属留下希望。

在同乡会上百名理事、监事中，约十几人是远征军后裔。但同乡会会长高仲能、高仲品兄弟不在内，1958年他们的父母来缅打拼。高仲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个人比较崇拜远征军，“他们都是英雄。”

今年4月，高仲品和两位同乡会副会长都参加了挖掘遗骨的启动仪式。此后的日子里，挖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来自西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学者提供了技术支持。工作于8月底收尾，共挖出347具将士遗骸，DNA鉴定结果表明多数是四川人。

反对的声音出现在9月。高仲品说，同乡会通过他人转告基金会，希望不要将遗骸全部带走。

这是孙春龙第一次听到来自同乡会的反对意见，但并未在意。在他看来，同乡会的意见，仅是众多反对意见中的一条。

戈叔亚便曾因归葬地选址问题，公开表达过反对意见。当时，孙春龙有意将归葬地选在湖南，遭到戈叔亚的强烈反对。他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抗战期间，云南人民和远征军并肩作战，遗骨不能离开云南，否则我们如何向云南父老乡亲交代？”

在孙春龙心中，云南也是首选。起初最先考虑的是位于昆明东郊的一个陵园，对方愿意提供50亩土地，但在后面的接洽中，孙发现土地所有权不清晰，再加上50亩地面积太小，难以支持归葬项目的长期进行，最终他选择放弃。

后来，孙又陆续找到了云南数个县，但无一愿意合作。

戈叔亚对此分析道，“民间组织在挖掘远征军墓地上的身份很尴尬。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在行动上也很谨慎。”

孙春龙开始在云南省外找寻。他说，“民间团体无法协调出太多资源，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有意愿的地方进行选择。”后来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乡镇和安徽庐江县之间，孙决定选址湖南。

消息一出，反对声音不绝。他决定将视线重新放回云南。9月初，孙春龙找到了正在举办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施甸县。该县政府愿意提供不少于1000亩的土地建立远征军归葬墓园，并承诺修建譬如道路等配套设施，为此还组建了专门的工作小组来落实此事。

这中间的两次变动，基金会在与同乡会接触时都有所提及，结果反而为日后的反目埋下了伏笔。在同乡会日后所发的声明中表示：基金会在选择归葬地上变来变去，同乡会大为不满。“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我等亦不知明日又移往何处？言而不立，何信之有？”

由于考虑到自己的民间机构身份，基金会没有直接接触缅甸中央政府，而是通过一位华人，向缅甸克钦邦等地方政府递交了申请。

基金会向南方周末记者发送了一份文件的翻译本：克钦邦行政长官代表指示，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应就此事成立规范的调查委员会，“及时呈报中国盟军阵亡将士遗骸迎还团队抵境近况”。并未表示反对意见。

2015年10月28日，龙越基金会就即将进行的遗骸归国活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一会议，邀请了一众媒体和各方人士，但没有密支那云南同乡会。

高仲品说，这一缺失是基金会对同乡会的轻视。“他们以为凭借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强压我们……”

矛盾在10月31日激化，龙越基金会理事高飞来到密支那与同乡会见面。双方不欢而散。

孙春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次见面的目的是告知，而非协商。基金会和同乡会在此次活动中的关系，仅仅是借用了他们的房屋作为遗骸暂放地。“我想到缅甸后再亲自拜访，但没料到后面的事情。”

共同的歉意

11月6日，无功而返的大巴车队回到腾冲猴桥口岸。文心说，当看到得知变局的人群依旧列队欢迎，全车沸腾，又很愧疚。

这一天，同乡会、基金会先后公开发声。可以看出，双方在遗骸选址、政府手续、归葬动机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理解差异。一方说：“对于违反对英烈的尊重和让他们回家的初心的要求，都不会妥协”；另一方说：“远征军是当地的一个历史资源，都拿走了，会切断当地与远征军的联系。”

国内舆论对此僵局的意见并不统一，甚至有声音怀疑：同乡会是不是想留下遗骸这一资源，发展旅游经济？

同乡会认为基金会蔑视在密华人，基金会则认为已尽最大努力；同乡会指责基金会大张旗鼓，不为当地华人设身处地着想，而基金会称自己已经拿到缅甸地方政府的批文；同乡会质疑基金会炒作，基金会回应并非如此。

同一天，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表态：“不赞成任何人、任何组织对英烈遗骸单方面做出安排。希望有关方面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加强沟通、协调，齐心协力，共同把这件大事办实、办好。”

孙春龙说，自己并不认为这次活动失败。“现在也有了官方表态，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我将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来等待和斡旋，推动这件事的解决。”

目前，已经挖出的347具将士遗骸仍然停放在密支那华人墓园的屋子里，没人挪动过。

11月11日，高仲品给南方周末记者发来一封以同乡会名义发表的声明：肯定龙越基金会的归葬行动“难能可贵”，“唯其规格与作法上与本会所期待者有所出入，咸认为不够透明，对忠魂不够尊重……”

声明中称：同乡会准备建立一所墓园，用来安放遗骸。11月9日，同乡会已联合当地10个华人团体开会，成立“远征军墓园重建委员会”，自筹资金来修建。

缅甸当地的多个民间组织，对此的态度并不统一。另一个组织“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常务副会长王玉顺认为，密支那云南同乡会也应该“同中国国内远征军家属及后人加强沟通协调”，无权单方决定此事。

而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到的多位公益人士希望，民间组织和有关政府部门能够形成良好互动，让官方资源与民间热情有机结合。

周德全曾是京津冀老兵关怀计划的负责人之一。对于民间机构到底有没有资格来做类似公益事件，他认为“存在即合理”。例如民间组织自制奖章颁发给抗战老兵，要细究资质，恐怕难以胜任，但在有关政府部门缺位的情况下，这一行为满足了老兵的需求。龙越基金会在此事上的做法不周全，但“毕竟迈出了这一步”。

同乡会的最新声明中，有一句话：“孙（春龙）会长一行是以旅游护照来缅而不是公干，根本不能从事其他工作，如发生任何事故，会发生国际纠纷，本会必然会被涉及法律责任，故只能坚持原则。”

对于民间组织的行为边界在哪儿，有着11年志愿者经验的文心也有疑惑。她说，目前政府对民间组织行为界限的划定，还比较模糊。同一活动，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可能有着不同待遇。

以她亲自参与的南京保卫战纪念活动为例。在2009年之前，当地政府采取默许态度，但在2009年被突然叫停，原因是“基于公共秩序与安全”。这一情况，直到2014年才发生转变，官方现在不仅允许，而且相关部门会牵头主办。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遗骸可能不少于几千具，而同乡会暂无进一步挖掘遗骸的计划。南方周末记者询问高仲品，是否有可能和龙越基金会合作进行遗骸鉴定工作？高仲品答，“如果没有这次的不愉快，应该有；但这件事发生后，合作的空间变小了。”

基金会和同乡会的声明中，都使用一个词：歉意。对关注此事的人们表示道歉。

综观此事的文心在日记中写道，“小节之殇，终泯大义，令人无限唏嘘。”

（南方周末记者赖竞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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