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萨默斯，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因研究宏观经济的成就而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本文为萨默斯为刘鹤著作《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写的序，刘鹤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他在本月初斩获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该篇文章中萨默斯与刘鹤的观点对碰值得关注。

近十年来，刘鹤一直是北京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政策顾问。作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95届校友，刘鹤是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亲信顾问。自2012年习近平就任主席以来，他成为习主席在经济政策上的得力助手。他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当于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谋划政策选择。2013年第18届三中全会闭幕时被媒体誉为重大改革方案的“总设计师”。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进行首脑会晤时，刘鹤是陪同习主席会谈的两位助手之一。

刘鹤既是经济政策的实践者，也是研究者。这种情况可能在美国比在中国更为常见。他意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中国需要借鉴全球经验。在这篇文章中，刘鹤比较研究了两次全球危机：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大衰退。这项研究是从大衰退早期开始进行，于2012年夏在中国刊发。此次研究旨在对危机前的历史进行剖析，以“应对本轮金融危机，希望通过历史比较使自己的工作获得主动性。”他协助中国领导人做出决策，使中国经济平稳度过危机，成效优于其他所有国家。从一个知情者的角度出发，他细致入微地阐述了历史，对未来提出了深谋远虑的发展思路。虽然他并未如此宣称，但客观事实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近40%的增长都来自于一个国家：中国。尽管中国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5%，收入占比不足全世界的20%。刘鹤对历史教训、指导方针以及未决问题的反思，为全球决策者和投资者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

在刘鹤的众多见解中，我们觉得以下几点尤其有意思：

两次危机的共性不仅在于二者均发生在重大技术革命之后且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还包括危机前经济繁荣时期都出现了“过大的收入差距”。正如他所指出的，美国最富1%家庭收入占1928年全美总收入的23.9%；这个比重在2007年为23.5%。

在两次危机中，决策者均面临三大挑战“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刘鹤不满绝大多数国家错失时机，在第一时间应对危机时犯下“明显的错误”：“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他认为，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种情况在欧洲尤为突出。

这种危机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在世界实力平衡中起着更加广泛的再分配作用。“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选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刘鹤警示道，“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例如，在他看来，正在进行的中东战争与他们此前经受的经济危机不无关系。

最后，刘鹤提到全球经济危机“所分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而且是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他设问，最近一次危机是否将再次验证“基辛格定律”，即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于是他提出，最近的危机是否有可能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他从这次研究分析中为中国（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得出诸多政策建议，其中最为强调以下三点：

“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他认为，这意味着“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

认识到后危机时代所蕴含的战略机遇。在本次危机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所驱动。现在，他认为，“我们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这一点最重要最需关注。

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相比过去，未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西方人要能更好理解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历史的观点。我们从刘鹤的分析中受益匪浅，希望广大读者也会有同感。（文章来源：《人民币交易与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