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铛”……

11月20日上午，随着一声钟鸣，广东顺德莫尔厨业有限公司在上海挂牌上市。

41岁的王建平站在公司股东行列里，穿着整齐的黑色西服，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他是2013年“萧山冤案”的五名受害者之一。1997年因两起杀人案被判处死刑，上诉后改判死缓，经历了17年牢狱生涯。

2013年无罪释放后，王建平用196万元国家赔偿金投资创业，屡受挫折。今年，他又把房产抵押，继续投资。

有人劝他，这些钱你什么都不做，这辈子也够用了。

他说不行，人生最宝贵的是自由。心里想的要去实现，广阔天地要去闯一闯。他不怕输，再苦也比那17年过得好。

投资看自己有用还是没用

新京报：今天公司挂牌上市，作为股东你激动吗?

王建平：这是我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有很多困难。

新京报：公司职员们叫你“王总”，你是什么心情?

王建平：我觉得愧不敢当。在“里面”的十七年是空白，刚出来时在取款机前站着都发晕，更别说手机、电脑了。在很多地方我不如他们，因为我把钱投进去了，他们叫我一声王总。但企业的分工不同，我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人活到老学到老，踏实地去做，慢慢升华。

新京报：有当老板的感觉?

王建平：没有。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自己?

王建平：一个还在努力过程当中，有志向的年轻人。

新京报：你把全部财产都投进去，有没有考虑过风险?

王建平：刚拿到赔偿时，有人跟我说，这些钱你什么都不做，这辈子也够用了。

朱又平(萧山冤枉五青年之一)他们也劝我，一定要稳一点，不要做那么大。但我心里总是想争口气，看看自己到底有用还是没用。想想在新疆，跪在地上摘棉花，每天吃3个酸馍馍。即使投资的钱收不回来，日子也比以前好吧。

新京报：万一钱赔光了，你打算怎么办?

王建平：其实我喜欢现在的生活，紧张刺激，晚上带一点恐慌。钱赔完了，其实日子还是照样过。只不过银行没有存款而已，这是成功与失败的问题。

新京报：现在接触社会，还会有不适应吗?

王建平：现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留下的越来越重要。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没有几个人，都删了。最大的感触是，社会上人与人相处太难了，尤其是遇到钱的问题，有的人立场不坚定。

新京报：你和朋友之间有过钱的问题吗?

王建平：国家赔偿刚下来的时候，突然多了很多朋友。嘘寒问暖，感觉真的关心我。很快他们就说，家里有什么事，能不能借几万块钱，周转过来就还。那时候我很希望能有朋友，愿意帮助朋友。钱借出去之后，他们就不再给我打电话，我打过去问，他们说现在没有。慢慢再也不联系了。

创业把失去的日子追回来

新京报：你是怎么投资这家公司的?

王建平：我和公司发起人认识二十多年，他想创业找我合作。开始我没同意，怕做不了什么，会影响公司生意。他说没事，不懂你可以学，没有人天生会的。

我考虑一段时间，觉得他说得没错，只有去做了才能学到东西。

新京报：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王建平：很早就开始单干，做过包装箱加工、注册过代驾公司，投资了酒吧，还在广州包了100多亩地搞农业种植。

新京报：你第一次创业做得是什么?

王建平：2013年底，我做了一个木箱加工厂。当初我想得很简单，就是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扣除运费、加工成本，中间差价肯定有利润。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的计算方法。以为看透了，其实看到的只是皮毛。

新京报：当时你没看透的是什么?

王建平：当时做得很辛苦。我找到客户，以更低的价格给他。为了找价格更低的货源，我们开车到山东深山老林里去找，以为越偏远越便宜。后来发现很多大公司的进货渠道你根本想不到。

另一方面，谈好长期合作的客户，拖欠几回货款就去找别家供货了。后来发现，他们总是这样，到处拖欠，自己省下现金流去周转了。这些事以前根本不知道。

新京报：当你遇到挫折时怎么排解?

王建平：开始很气愤，好像很平静的回到家，突然忍不住就大骂一顿。攥紧拳头使劲捶墙，摔手机，摔完了又心疼。渐渐我明白了，社会从来都是这个样子。既然你想出来闯，就应该适应这里的规则。再遇到问题就平和多了，能解决的尽力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先放在一边。

新京报：这之后事业上更顺利了吗?

王建平：没有。2014年注册了一个酒后代驾公司，找身边会开车的人一起来做。很快我发现了管理漏洞。当时代驾市场刚刚兴起，还没有明确的收费标准。客户与代驾司机通过现金支付，这个过程很难把关。利润不多，承担的责任很大。这个公司很快就关掉了。

新京报：经历过这么多失败，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王建平：我一直怀疑自己，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有一些想法，但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操作中没有那么顺。但我觉得我已经错过了17年，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没时间去等，想到了就去做。有一天我真的失败了，我也真正拼搏过了，那时也不后悔。

渴望一个老婆一个娃

新京报：这3年来，有没有特别难过的时候?

王建平：刚出来时，看到我父母亲那沧桑的样子。头发都白了，脸上长着皱纹，我内心深处接受不了，看到他们身体颤抖，情不自禁地流泪爆发了。我是长子，觉得很亏欠他们，一辈子也还不清。我自己再怎么苦没事，不想看到他们受苦。

新京报：你拿国家赔偿投资创业，父母知道吗?

王建平：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这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他们很担心，但是也支持。说以前你被关着，想做也做不了，你们想干就去干，我们也不拖你后腿。但是有一条，不能走歪路。亏了就亏了，回家饭还是有的吃，家还在。

新京报：你拿到这些钱时是什么感觉?

王建平：内心觉得这钱拿的不舒服。但是用的时候钱也是钱啊。我感觉这些钱确实能顶用。比如我有两百万，想花5000块买手机我随时可以拿出来。我给家里的钱也一样，我爸妈也很高兴。虽然这个钱是这么得来的，但给了他们之后确实可以支配，家里修房子或者其他事也可以应急。

新京报：当时你有钱的概念吗?

王建平：没有。我就认为有钱就花了，没有了再赚。但花的时候眼睛也在飘着，看别人在干什么，我能不能去做。慢慢就有概念了，钱太不好赚了。用钱来发展是最理想不过的事。

新京报：过了3年，你还会想起以前的事吗?

王建平：那件事永远忘不了。但是我们5个人很多时候不想让别人知道那段过去。5个人里面4个人都离开了老家，怕人看不起会影响孩子。有些人知道了会排斥你，戴有色眼镜来看你。

新京报：那段经历还会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吗?

王建平：我现在想，等老的时候，最值得回忆的经历应该是在新疆服刑这8年。虽然苦得无法忍受，但也是带有色彩的。我经常想如果这十七年我没有进去，那么我会干什么，我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一个谜。往往这个谜会让人脑子里面海阔天空。很多人这十几年没变样子，我的17年可以想象，有时候也挺有味道的。

新京报：你现在最渴望的是什么?

王建平：渴望有个相爱的女人，再生一个娃娃。事业上我的目标不是赚多少钱，更多是想证明自己。家是港湾，娃娃是开心果。我父母也一直想能抱上孙子或者孙女。

生命中最宝贵的是自由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感觉到生活的希望?

王建平：转机出现在新疆。2012年，有两个人到新疆提审我。他们进来，说我们是浙江高院，只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我把凳子拉到他们面前很近的距离。我当时特别激动，我说，等你们这么多年，你们现在才来。

他们有点莫名其妙，我当时控制不住了，衣服也敞开了，把攒了十几年的话，牢骚、愤怒一口气都说出来了。

新京报：为什么憋了十几年?

王建平：开始时候我也跟监狱的领导，跟周围的朋友说，我是冤枉的，不是我做的。但有人不相信，有人即便相信也帮不了你。等2013年底我出来了以后，很多人给打电话，祝贺我，说原来你说的是真的!

新京报：这些年你一直都是反改造分子?

王建平：我知道既然已经判了，接受改造更有利于减刑。但我就是不能违背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拒绝认罪，我父母也一直相信我是无罪的，递了那么多份举报材料都没有音信。有一天我把钥匙磨平，划自己的动脉。忍着疼，听到皮肤吱吱的响。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新京报：什么让你把这些都放下了?

王建平：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身边人也会感染你，活着就要活得洒脱。痛苦每个人都有，有的比你还痛苦。

新京报：这三年创业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对未来还有信心吗?

王建平：失败是正常的，没有人做事一次两次就能成功。做事就是这么难。我觉得失败不是赔了钱。丧失了斗志。才是最大的失败。

新京报：在生活里有什么爱好吗?

王建平：我喜欢喝茶。这是我在里面学到的习惯，苦了、累了，就喝一杯茶。茶叶不分好坏，然后抽支烟。所以我想有时候生活很简单，一杯茶一只烟就可以了。另外，我想等我成功了要去罗马看看，古老的决斗场里曾经那么残酷。越是古老，越是真实的。

新京报：你觉得生命中最宝贵的是什么?

王建平：自由，但往往是给了你自由你不想自由。我是失去过自由的人，更知道给了你自由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必须干什么。如果给了你自由，你在家不想去与社会接触一下，不想走得更远，这太可惜了。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自由这两个字?

王建平：自由不是有饭吃我自己去做，不是有床睡我想什么时间睡都行。社会给了你那么大的平台，有本事你闯就去闯。很多事情你没考虑就放弃掉了，你放弃了别人会去争取。对我来说，自由就是没有顾虑地去闯天下。所以我创业，只要有的我都投下去，有亏有盈很正常。只要我还年轻，身体健康，就没什么可怕的。

新京报记者 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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