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日，贵阳市集中开工建设公共租赁住房5.7万套、315.8万平方米。 视觉中国 图

国家审计署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贵州贵阳市，3万套保障房竟一直闲置！这些保障房项目共涉及投资85.43亿元，但因为不完善配套设施，老百姓有房迟迟住不进。央视记者来到贵阳市住建局局长办公室，一听采访，局长却直呼自己不是局长！记者在住建局网站上发现，这位自称不是局长的人，正是局长刘朱。

这是互为因果的荒唐戏：“不是局长”的局长，与不能保障的“保障房”。

保障房，不过是“住有所居”上的雪中送炭。花公共财政的钱，暖弱势群众的心。最近，审计署发布了《2015年9月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的公告。公告显示，有5个省已建成的5.75万套保障性住房闲置，而仅贵州省贵阳市，就有30855套保障房未分配。数量之巨大，问题之严重，令人骇然。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有问题倒也并不算最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相关部门的鸵鸟思维与消极作为：面对媒体监督，睁眼说瞎话，拒绝承担职能责任；面对住户诉求，敷衍塞责，据称“因为廉租房质量差等问题，住户们每去一个部门投诉，都被搪塞去了另一部门，一共走了七八个部门也没能解决”。地方权力部门心照不宣地织起一张不作为的“网”，皮球踢得比虐心的国足棒多了，各种花式推诿，各种不睬不理，只差把投诉对象拉入门卫的黑名单。结果呢，数量上可能胜利完成任务，财政也勒紧裤带出血埋单，但，该被保障的民众丝毫也没享受到好处。

有意思的是：2013年11月1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贵州省贵阳市克服财力不足等困难，不断创新完善保障房建设管理体系，有效封堵各种监管“黑洞”，推动保障房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今年3月24日，《贵州日报》还刊发报道称当地“谋定而后动”，多方发力推动保障房建设，全省拟从2014年到2020年用7年时间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房196.39万套……可见，在“安得广厦”层面，地方部门不是没有作为，却在配套建设与分配效率上，难以让民众“俱欢颜”了。追溯起来，道理无非一个：财政出钱了，数量达标了，保障房这一页，似乎也就可以翻篇过去了。

3万套保障房被闲置。漏洞如此之大，地方政府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财政既然出了钱，为什么不心疼？权力既然出了工，为什么不问责？说好的群众路线和“反四风”建设呢？讲好的规矩和纪律呢？在“七八个部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时候——该说是保障房体系出了“系统问题”、还是地方权力体系暴露出了“深层症结”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批量沉睡的保障房责任，终非一个“隐身术”失败的局长所能承担。舆论监督的分贝再高，审计监管的技术再妙，“永远也叫不醒装睡的人”。除了近6万套保障房被闲置，审计署的报告还提示：1个省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推进缓慢；7个省的12个市县及单位虚报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或完工量14450套……要解决这些问题，呼而不出的《住房保障法》的立法进程固然要提速，更重要的，是畸形政绩观要雷霆纠偏：一则，以法律刚性规范保障房建设与配置；二则，以政绩机制倒逼保障房上的权力公平。

3万套保障房闲置，身边监管部门那么多，却不知不觉不问责；等到遥远的国家审计署揭开盖头，依然闪躲无状不害羞，最后的最后，莫非还要仰仗“他们”去自查自纠？好在中纪委等监察部门，不只会查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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