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有效供给受到高税费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两大供给约束。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税费或融资成本，可能就会有大量企业从盈亏平衡线上起死回生。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明年我国有望通过“营改增”、适当减少特定行业企业所得税、减免收费等举措为企业带来数千亿元的税费减免利好；同时，我国将通过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困境高供给成本约束中国经济

高税费成本一直是中国企业在生存过程中不能言说的痛点之一。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据测算，从微观层面讲，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平均约40％。而以我国的政府总收入除以GDP所得到的国家宏观税负在2014年达到37％，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最高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

在高税费成本之外，中国高企的融资成本也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为“不太正常”。滕泰表示，中国的储蓄率和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高利贷和钱荒的现象不太应该了。

降息是最为直接的促进融资成本降低的方法。自去年11月开始，央行已经累计降息6次，存款利率下调幅度达1.5％，当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再创历史新低。在政策效应之下，贷款利率确实有所下行。截至今年9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70％，比去年12月下降1.08个百分点。不过，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感受来看，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仍然没能根除。

此外，企业和政府部门沟通的行政成本也不容忽视。“为拿审批反复跑路、耽误时间都是企业成本，这一类成本需要政府改革去解决。政策的不确定性也给企业带来无形成本。”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表示。

总之，高融资成本约束、高税费成本约束、高行政成本约束，成为束缚中国经济供给体系的主要因素。专家认为，只要政府下决心改革，减少供给侧约束就能够较快见成效。

发力精准降税费为企业减负

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之一是要通过减税增加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刺激新兴产业的发展。然而专家认为，减税也不能“大水漫灌”，需要精准定向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节税收结构。

滕泰认为，“我认为更有效的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直接提高企业利润、刺激企业投资；减少个人所得税，直接提高个人消费。”

刘尚希则认为，减税主要应通过“营改增”来实现，消费税、资源税等税种要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调节作用，非但不能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适当提高。

“可以考虑对企业所得税适当作一些调整。减少企业所得税对僵尸企业、亏损企业没有影响，但有盈利的企业可以增加盈利水平，处于盈亏边缘的企业可能产生微利。”刘尚希称。

至于个人所得税，刘尚希认为由于只有7％、8％的人缴纳个税，减税也只有极少人受益，因此没有太大必要。

当然，在减税的同时也需要综合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刘尚希表示，经济新常态带来了财政的新常态，财政收入急剧下滑，减税的度怎么把握很重要。

针对这一观点，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认为：“表面看，在特定时期内因为减税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了，实际上通过减免税负可以刺激投资，增加税源，相应的税收收入也会增加。”

除了税收之外，专家普遍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清理、减少各类收费。“我国的社保缴费率水平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是偏高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率是有余地的。”刘尚希称。

根治优化融资结构是关键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降息虽然直接，但并不是化解当下中国融资成本高企难题的根本路径，最重要的还是要坚定地坚持金融改革的方向，解除金融抑制，推动融资结构优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此来降低融资成本。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了优化融资结构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性。曾刚坦言，银行信贷的本质决定了其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而为了解决企业融资成本的问题，在目前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发展非银行之外的融资渠道，优化融资体系结构，加快其他融资方式的发展，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从直接融资方式来看，股权类融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较高，目前，应该鼓励这一融资的发展；而从除银行之外的间接融资方式来看，可以发展金融租赁等融资方式。金融租赁和银行不同，由于其物权在金融租赁公司手中，因此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其一般金融租赁的融资周期也比较长，这两点都能克服现有银行融资的缺陷。”曾刚说。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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