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律师刘巍算了算，过去12个月里，她接到了50多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求助电话。一些人在申请低保的过程中遭遇了隐私暴露，一些人则在患病后面临着婚姻的破裂，还有些人的学业即将画上句号。他们都想从刘巍这里寻得走出困局的办法，50多个各不相同的遭遇，但皆因感染艾滋病而起，刘巍尽可能地提供着法理上的支持。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但有一点刘巍可以确定，在一次次言语上的交流过后，这50多名感染者最终没有提起诉讼。做律师20年，帮助感染者维权也已经15个年头，刘巍曾相信，诉诸法律是不变的正途。直到从一段段与艾滋病有关的人生中走进走出，她已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坚持。

缘起

被驳回的艾滋病就医歧视案

2012年10月，艾滋病感染者晓峰因肺癌入住天津肿瘤医院接受治疗，但在手术前夕被院方告知因携带艾滋病病毒不宜手术，被迫出院。在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组织负责人的帮助下，通过更改病历的方式，让晓峰在天津另一家医院成功接受手术。此事被公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争议。随后，天津市卫生局表示，经查实，天津肿瘤医院确实存在推诿艾滋病人的情况。2013年2月，晓峰将拒诊的天津肿瘤医院诉至法院。

“晓峰案”被视作我国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就医歧视诉讼案，这其中的标杆意义不言而喻。

在以“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将天津肿瘤医院起诉后，晓峰提出了书面道歉和经济精神损失费赔偿两项要求。两项要求自有其中的深意。

“无论道歉还是赔偿，都能引起社会的重视，判决结果不只属于我一个人。”晓峰说。

虽然，晓峰成功地吸引了舆论注意，却最终没能等到开庭。

作为晓峰案的代理律师，女律师刘巍也被卷入其中。因为这个案子，作为“艾滋公益律师”让她声名鹊起。但让艾滋病人站在法庭上，暴露于媒体的聚光灯下，对维权真能有所裨益么？

在去年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时，刘巍过得并不顺心。经历了四次调解，晓峰案件的开庭日期仍然迟迟未定。又过了两周，刘巍终于等来消息，法院驳回了起诉，理由是诉讼请求中的“平等就医权”不在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当中。

2000年，是刘巍初入这个圈子的时间。河北武安的王为军出现在她面前，30多岁的汉子，胡须和头发已经很久没有修剪过。妻子在遭遇违规输血后感染艾滋病去世，2岁女儿的感染者身份也已确定，王为军正用一种蓄发明志的方式，表达着自己起诉医院的决心。

刘巍不恐惧于与感染者的接触，但从法律的角度也并不看好此类维权案件的前景。“取证难，胜负难料，那时律师都不愿意接这类案子。”

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组织“爱之方舟”的负责人孟林也是在那一年开始看到，开始有法律界人士介入感染者维权。随着多地“血液污染”的消息爆出，开始有感染者聘请律师。“那更多还是种单向的联系，互助组织和律师直接没有过多的合作。”

同样是在2000年，艾滋病已在中国成为一个无法被回避的问题。在体现感染人数的示意图上，那条曲线呈现了跳跃的趋势。

境遇

无法归类的感染者

刘巍的名声渐响，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想找到这名律师的联系方式并不是什么难事。过去一年里，刘巍接到了50多个来自感染者的求助电话，所遭遇的问题关乎名誉、生计，又或是学业。

但在孟林成为感染者的上世纪90年代，即使有不公出现，沉默是多数人的选择。

随着一些维权案件的胜诉，更多不同类型的案件开始出现。在刘巍经手的案件中，起先是那些隐私被暴露的人，而后还有因病情遭遇就业不公的人。

遭遇各不相同的感染者中，无论感染途径是什么，都不再成为人们尝试谋求平等权益的阻碍。

到最近一年刘巍接到的这50多个电话，她已经没法再把感染者所面临的问题笼统的归类。

一位感染者尝试着申请低保，却被居委会在公示时暴露了病情；一位感染者被伴侣知晓了病情，面临着婚姻的破裂；还有一位感染者是医生，他怀疑自己是在手术时遭遇了“职业暴露”。

但最让刘巍不能忘记的，还是那些年轻的声音。一年里，三名大学生找到了刘巍，他们都是刚刚确诊，担心被校方知晓后学业就此中断。

根据最新的媒体报道，仅2015年前10个月，全国共报告2662例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8%。而以北京为例，近两年每年新增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100多例。

对于这些数字，刘巍有着更真实的感受。或许是因为本就不错的教育背景，找到刘巍的大学生们大多情绪平稳、可以条理清晰地讲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但仔细听着，语气中总是透着种无奈出来。

与感染者接触得多了，刘巍已经知道其中的避讳，除非涉及关键的问题，否则她不会问起对方感染的原因。而那些打来的电话，虽在接通时称谓客气，却也没谁会主动报出自己的姓名、家乡。“一些人会说是在帮别人咨询，但能听出来，他们是在讲自己的故事。”

每个求助电话的时间也就在半个小时左右，刘巍尽可能搜罗着相关的法条，希望能够提供到切实的帮助。但每个号码挂断之后通常不会再次打来，刘巍也无从得知，电话那头的人们之后的境遇究竟如何。

就刘巍所知，艾滋病感染者一般不愿意选择诉讼，一来要冒着被曝光的风险，二来他们羸弱的身体往往等不到开庭那一天。

勇士

愿意站出来的人

“爱之方舟”的办公室距离刘巍的律所很近，两栋写字楼隔着几百米的距离遥望。而在律所另一边的不远处，就是佑安医院的所在，众多艾滋病感染者在此确诊、就医。刘巍说这只是种巧合，但这样的地理环境却也映合了感染者、法律界人士与互助组织之间的关系：位置不同，距离很近。

遇到不平，感染者最愿意寻求的，仍然是“爱之方舟”这类互助组织的支持。在孟林的理解，原本就是同病相怜，一种信赖自然而生。

而面对维权类的求助，孟林提供给感染者的通常是三条道路：互助组织帮助联系律师，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由律师出面，与涉及的单位机构进行交涉；由受过律师培训的互助组织成员出面，与涉及的单位机构进行交涉。“在介绍的时候，我不会掺杂任何自己的倾向性。”

刘巍算了算，在过去一年接到的50多个求助电话中，五分之一的感染者在最初明确表示要诉诸法律。她详细地向这些有意者介绍着为此要做的事情，以及可能面临的问题。在这之后，再没一个人愿意走到公堂之上。

孟林不喜欢这些“变卦”的人，一位四川的感染者被医院拒诊，最初找到“爱之方舟”时，言之凿凿誓将官司打到底。孟林帮他联系了新的医院，治疗完毕，这名感染者却不见了踪影。“他们好像更看中的是互助组织手中的资源，但没有太多人愿意真正的站出来。”

刘巍也曾坚定于对簿公堂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王为军的案子，她几赴河北，庭审上动情得把王为军的女儿比作“天下最可怜的孩子”。对那些诉讼当口退缩的感染者，刘巍也曾不解，甚至责怪。

“可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

刘巍理解，像孟林这些感染者互助组织的成员，为何需要有人勇敢“站出来”。一场诉讼改变的可能不只是个人的命运，还可能转变人们对一个群体的认知。

可她不敢忘了自己律师的身份，当事人的利益无法被忽视。刘巍回想着这些年接触过的感染者，一些人紧握着法律的利器走到了最后，一些人在中途知难而返。无论结果如何，感染者所背负的“诉讼成本”确比常人重了许多。

感染者维权案件审判时间长、结果难以预料，这些都有一个个例子佐证，承担这一切的，是一具具本就被疾患缠绕的身体。

落幕

她希望走进法庭 为维权来一场激辩

孟林眼中，刘巍这样的法律界人士，在感染者维权领域利用率并不算高。这样的现状可能会持续很久，但仍不能否定他们的不可或缺性。那一天会面结束，孟林在微博上写道：“这些公益人往往远比所帮助对象更加卑微。”

刘巍承认，她已在开始调整感染者维权案件和日常案件的比例，除了现实的考虑之外，还有些压力的伴随。律师代理官司，无论胜负本是常态，但涉及感染者的案例，刘巍却很难控制自己的心绪。“那输赢之间，代表的可能是一个群体的利益。”

又是一年的12月1日，但刘巍觉得，所谓的艾滋病日并没和她有什么实质的联系。她能确定的是，之后一年，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境遇的感染者依然会打来电话。

也许不久之后，她就会再有机会走进法庭，为了维护一些人的权益，来上一场激辩。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刘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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