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才能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笔者认为，以下六个方面应成为下一阶段推动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第一，继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杠杆、控风险、提效率，发挥对经济增长的重大牵引作用。通过各项体制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降低企业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激发微观经济活力，这是最艰巨的任务，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真正核心和关键。

首当其冲的，便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与服务。目前，特别需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强力落实，认真清理并切实减轻企业目前承担的各类不必要的非税负担，继续落实和完善简政放权的各类事项，营造良好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抓好中央所确定的重大改革措施的落实。

此外，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既能改善需求侧管理，又能释放供给侧动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达到刺激生产、改善供给的目的，具有很强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意义

抓实抓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质量和效益，切实改变国有企业财政预算软约束现状，使国有企业能自负盈亏。同时，仍然要重视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力度鼓励民企进入垄断领域，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提升资本回报率，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自由竞争，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对国企的改革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尽快清理大量占有各类资源的“僵尸企业”，这将有助于从微观层面实现去产能、降杠杆并最终提升盈利能力的目的。

财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同样既能通过宏观政策调控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发展，又能通过深化改革降低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实现在供给侧发力。未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应以推动税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渐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财产、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税制。并且，还要一改过去名义积极、实际保守的政策基调，采取更大力度的减税，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坚决杜绝违法征收“过头税”，真正体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并且更有力度的取向。

针对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明显等突出问题，需要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尽快解除金融抑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便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深度动员社会资本、提高储蓄率的作用，从根本上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考虑到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企业杠杆率、清理“僵尸企业”等结构调整的力度将不断加大，过程仍将漫长，有可能造成国企员工下岗失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变动，不断提高工资和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低保等保障标准及其政策受益面，竭尽全力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第二，给企业更大力度的减税减负让利，发挥税收政策作为需求侧政策和供给侧改革连接点的作用。从经济转型需要和居民诉求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显然偏高，仍有下调空间。在这一点上，企业和居民减税呼声高涨，但政府部门则强调困难压力多。从理论上讲，在经济下行期，减税是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对企业，减税能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推动潜在的产出增长；对居民，减税则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对政府，虽然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根据“拉弗曲线”，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将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期看仍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因此，尽管目前实行全面减税似乎条件并不完全具备，但针对居民个人、小微企业、成长性企业和新兴企业的更大力度的减免税，则是切实可行、迫在眉睫的。此外，还需进一步合并相关税种，减少消费环节税负，清理不合理收费，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真正为居民创业、为企业创新减税、让利、松绑、减负，以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第三，更多运用市场化机制，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改善国内竞争环境。淘汰清理过剩特别是落后的产能，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它将有助于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改善企业盈利；有助于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和转型升级。为此，应将去产能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行业规划、政策、标准的引导和约束作用。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管理，加强产业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从源头上堵住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还离不开做大增量、培育新兴产业，应积极引导资源投向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型。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可以借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投资，拓展相关国际需求，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输出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对于政府而言，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考核导向，也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不当干预市场。

第四，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做好鼓励产业升级的加法，实现由特定激励性产业政策向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变。改进产业政策设计，有必要将目前倾斜发展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如对新兴产业实施的创新研究、环保节能的奖励措施，逐步完善成为长期的、综合性和普适性的创新与竞争激励机制。

未来应注重强化市场环境建设，弱化具体产业发展的内容，避免引起未来一窝蜂投资而出现产能过剩。一方面，应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投资，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使更多中低端产业升级为中高端产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努力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助推实体经济尽快实现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第五，加快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促进技术进步，真正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廉价土地、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大量投入来支撑。如今，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人口红利”逐渐衰退，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储蓄率逐渐下降，原有的比较优势已明显削弱，原有的发展动力已明显退化，再依靠简单扩大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投入来驱动发展的路子已经行不通，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加强创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未来应紧紧围绕营造公平宽松的竞争环境、强化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支持、建立市场利益导向机制、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激励创新成果转化、完善科研教育体系、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快人才培养和流动、推动开放创新、加强统筹协调等多方面来转变发展思路，将改革重点放在着力创造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的体制环境上，营造创新的土壤，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第六，继续释放和创造人口新红利，着重培育人力资本红利。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经济发展的源泉，人力资源现在是、未来也仍将是我国发展的最大优势，人力资本更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没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持续供应，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在长期来看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既要注重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改善劳动力结构；又要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弥补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产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的趋势。一是继续调整生育政策，增加年轻人口的生育率、扭转持续低生育率局面，这是着眼长远又利在当下的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举措。二是加快城镇化步伐，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束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三是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加强培训等措施，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要更加重视对活劳动的投入，激励其开展创新。(■王军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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