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来，澎湃新闻奔赴四省采访了100位高龄农民工（50岁以上，俗称“打工爷爷”）。在他们的打工生涯中，均遭遇过欠薪，其中，有的欠薪长达10余年，索要无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5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占17.1%，达到4684万；农民工人均被欠薪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几个行业看，建筑业是欠薪的重灾区。

长期从事劳工研究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教授称，经调查，拖欠农民工工资，在建筑业屡见不鲜。建筑业的违法转包、分包现象屡禁不止，是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罪魁祸首。

著名农民工维权律师周立太表示，部分地区劳动部门监管不力，同样难辞其咎。

四川宜宾南溪区，人民法院审判庭建筑工地，讨薪无果的农民工堵住了大门不准新进公司施工。 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程艺辉 图

65岁老人建起法院审判庭后讨薪

65岁的陈金海跟儿子住在四川宜宾城区。从宜宾城区到南溪区有30公里路程，为方便出行，他喜欢斜挎着包骑摩托车来回。

陈金海喜欢喝点小酒，但一般不超过2两。每次出门，老伴李小蓉都会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

　　“知道啦，身体硬朗着呢。” 头发已经花白的陈老笑呵呵说。因为年纪偏大，一起大打工的工友中，有人称呼他为“陈老”。

65岁的陈金海一早起来就在新工地打扫场地。陈老干活踏实、认真，老板和工头都很认可他。

陈老每天大概早上7点出门，下午6点多回家。最近天冷，他给自己加了一件皮背心。“不能生病，不能给家里增加负担”。

2013年6月，陈老与多名工友前往新建的南溪区法院审判庭建筑工地打工。最终因建筑商内部管理不善工地停工，工钱无法兑现。

　　为讨要1.85万元工钱，两年来，陈老在宜宾、南溪之间不知跑了多少趟。为了生计，他一边在南溪区继续找活干，一边讨薪。

38岁的王杰是陈金海雇佣的工人，他觉得老陈是一个好人，因为从来不拖欠他们的工资，他们觉得踏实。

陈老当过兵，退伍后顶替父亲去了宜宾市南溪区五交化公司跑业务。1997年4月，因单位效益不好，陈金海下岗。

他回忆，下岗后，没钱，表弟把他介绍到省会成都学习做建筑防水。两个月后，陈老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

陈老清楚记得，他的第一笔业务是为四川长宁县粮站做防水。那时候，实行承包制。陈老找来两名工人一起做，一个月能挣2000元。

　　工友曾明清说，陈老干活踏实、认真，口碑好，老板和工头都很认可他，很多建筑工地的工头邀请他去打工。时间一长，宜宾糖厂、南溪区纺织厂等周边地区工厂或建筑工地，都有陈老的身影。

2015年12月12日，四川宜宾南溪区，陈金海手下的农民工们聚在法院门口想讨个说法。

2013年6月，陈老前往南溪区法院审判庭项目建筑工地做防水。他与工头向某约好，按5元/平方米计算，面积1.6万平方米，一共8万元。为赶工期，陈老自己动手外，还喊来8名老乡一起做。

几个月后，防水工程完毕。找工头向某要钱，对方支付了5万元后再也没了下文。后来，人也找不到了。无奈，陈老只好找建筑商——陕西三秦建设集团总公司要钱，可对方不理会。

陈老告诉澎湃新闻，这些工钱中属于自己的只有1.85万元，其余的都是其他工友的。

找不到工头向某，去年5月19日，陈老只好将陕西三秦建设集团总公司告上南溪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目前，还没有结果。

8名工友都是跟着老陈的，完工后，大家只有找他要钱。陈老拿不出钱，大街上，对方拉住他的摩托车不准走。苦苦劝说好半天，对方才松手。他觉得，自己一张老脸都丢尽了。

　　去年春节，这些工友还到家里要钱，弄得全家年都没有过好。前几天，工友们又来电话要钱，陈老连电话都不敢接了。

讨薪无果，农民工堵住了大门不准新进公司施工。 法院工作人员和农民工论理。

陈老告诉澎湃新闻，在其打工生涯里，前后遭遇过四次欠薪，加起来一共有8万元，其中，宜宾市南溪区锅炉厂在三年前欠他工钱1.6万元，至今未给。如今，锅炉厂倒闭了，拿在手里的，只有一纸欠条。

陈老说，自己还欠4万元外债，如果能把8万元工钱收回来，还债后尚有结余，他心里也就踏实了。

但这些欠薪，至今遥遥无期。

宜宾市南溪区法院纪检组长李伟向澎湃新闻证实，陈金海等农民工确实遭遇欠薪，但具体涉及多少农民工和金额，他们不清楚。

　　李伟称，该院审判庭建设工程项目，是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于2011年11月28日公开招投标，最后确定由陕西三秦建设集团总公司承建，中标价为1522万元。按合同约定，2012年2月8日施工，同年12月30日竣工。

人民法院审判庭建筑工地上，新来的农民工又开始了施工。

未料，在施工过程中，由于陕西三秦建设集团总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导致工程停工至今。对于民工欠薪问题，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李伟称，法院方将积极协调建筑商等相关部门，为包括陈老在内的农民工讨回工钱。

据“包工头”刘裕德等人统计，该工程欠薪涉及农民工200余人，工资300万元。

100名“打工爷爷”均有被欠薪经历

　　最近一个月，澎湃新闻在湖北、广西、四川、湖北等12个建筑工地采访共100名高龄农民工，其中，96人来自农村，另外4人是退休或下岗工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50岁。他们在打工生涯中，均遭遇过欠薪，最长达10余年。

53岁的赵开银是一个小包工头，他为工地垫付的材料钱迟迟不能收回，眼看就要过年了，他四处奔波讨薪。

陈老说，在建筑工地干活体力消耗大，像他们这些高龄农民工，身体每况愈下，再遭遇欠薪，是雪上加霜。

湖北潜江市江湾还建房建筑工地500名农民工中，73岁的包书金年龄最大。他胡子花白，叼一根烟枪，说话声音洪亮。

“我除了偶尔咳嗽外，身体还算硬朗。”包书金告诉澎湃新闻，退休后，他就一直在附近工地打工。如今，已有13年。

包书金的儿子和儿媳妇均在广州打工，孙子留在家里上小学，由老两口照顾。家里开支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上工地打工。期间，他去过多家建筑工地找活，都因年龄太大被拒绝。

　　去年初，经朋友介绍，到潜江市江湾还建房建筑工地打杂。未料，到年底结算，1.7万元工钱工头只给了4000元后，至今欠下1.3万元。

41岁的赵开国和46岁的胡平在为讨薪的事情发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2014年，我国5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占17.1%，达到4684万人；农民工人均被欠薪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几个行业看，建筑业仍是欠薪的重灾区。

　　在遇到澎湃新闻记者时，62岁的农民工邵贵合正在建筑工地打工，120元/天。为能多挣钱，除正常上班时间外，他大多时候主动要求加班，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

62岁的邵贵合谈到自己的讨薪经历哭了起来，讨薪已经让他精疲力尽。

他告诉澎湃新闻，为保证体力，上班期间，他除了多吃肉外，还经常买些蜂蜜、蜂王浆之类的保健品服用。然而，工程完工却没拿到工资，邵老在留守讨薪的日子里，断了蜂王浆，也吃不上肉片。他舍不得向家人要钱，每日靠捡废品换钱买馒头充饥。

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讨薪高龄农民工们说，力工的工资基本是按日计算，干一天给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在工地，有体力才能赚得多，没体力，就赚得少；很多时候，要靠吃肉和买营养品补充体力。然而，讨薪，吃肉却成了一种奢侈。澎湃新闻调查中发现，这群讨薪的“打工爷爷”们，多以稀饭馒头、面条为食；有人实在嘴馋了，买个2元钱的油饼，都算开荤。

他们说：我们是真没钱，我们舍不得吃，这么大岁数还出来卖体力，我们是真的需要钱……

高龄农民工最怕肢体伤

65岁的农民工陈金海则告诉澎湃新闻，除欠薪外，在建筑工地，像他这样的高龄农民工因为上了年纪，动作缓慢、反应迟钝，很容易受伤。

　　“最怕肢体受伤。”他说。

60岁的农民工贾利平在住处休息，他是电工，每月工资5000元。如今被欠薪6万元，开发商仅以支付生活费的名义给了他9000元。

多名包工头和开发商证实了这一说法。四川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继兵介绍，尽管全国多个省市有禁止（或从严规定）60岁以上农民工一线作业的规定，但没能完全阻拦这群老年人继续打工赚钱的步伐。

肖继兵称，由于这些农民工多是通过各个包工头或班组长找来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开发商不会过问他们年龄。当然，从安全考虑，开发商也会提醒这些包工头或班组长在选用农民工时，尽量用年轻人。事实上，近年来，建筑工地上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

　　肖继兵透露，在建筑工地，主体工程、电梯井、外加工、外墙工等岗位，最容易造成肢体摔伤。为此，作为开发商的房地产公司会要求建筑商为农民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60岁的被欠薪农民工王洪星。

不过，对开发商的这一要求，包工头谭德凯称，他们也有应对措施。比如在和建筑商签订合同时，约定5000元以下的医疗费由包工头承担，超过这个数额的，由建筑公司买单。

谭德凯强调，建筑行业的包工头多不会给农民工买个人保险，顶多买一份集体保险。

　　期待劳动部门加强监管

被欠薪的邹波政在县政府讨说法，他手下的高龄农民工有20多人，每天会打电话向他讨薪。而他自己也只能靠啃馒头度日。

干了20多年的包工头李家海，今年初随建筑商将业务转到了广西南宁。

李家海告诉彭湃新闻，他所在的建筑工地，高龄农民工占了很大部分。以他手下80名农民工为例，其中高龄农民工45人。谈及拖欠农民工工资，他认为，主要源于经济不景气。最近两年，这一状况在建筑业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家海说，前几年，他和身边其他包工头，很少听说有农民工被欠薪的。但从2013年起，他所在的建筑工地每年都要发生两三起农民工讨薪事件，但最后在相关部门协调下，都得到了解决。

李家海说，除经济不景气外，一些建筑公司资金断裂、工程层层转包、部分包工头挪用工钱，恶意欠薪不按时发放给农民工，甚至卷款逃跑等，也是导致农民工欠薪案件高发的原因。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多名建筑商、包工头，证实了这一说法。

澎湃新闻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可见：从近几年调查数据看，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起伏不定，2008年－2012年分别为4.1%、1.8%、1.4%、0.8%和0.5%，解决和遏制农民工工资拖欠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但从2013年起，该数据开始上升，外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0.8%，比上年上升0.3个百分点。

2014年，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增长17.1%。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女士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同样赞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主要发生在建筑业”这一说法。

潘毅介绍，目前，活跃在建筑业的中国农民工约有4000万人，经过摸底调查发现，这些农民工与用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不到10%。

2013年，潘毅等多名学者组织对北京、沈阳、郑州、武汉、成都、重庆等城市的建筑农民工调查发现：82.6%的建筑业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一些城市不签劳动合同的比例高达94.5%，而在其跟踪的138起集体讨薪案例中，发现没有劳动合同的比例高达95%。

　　潘毅称，劳动部门执法不力，使得建筑业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率长期偏低。此外，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伤和职业病得不到赔偿，也是建筑业的常见问题。

黑龙江双鸭山集贤县，农民工聚集在县政府门口讨说法。

据潘毅介绍，2013年的调研显示，依照劳动法规定按月结清工资的建筑工人只占19.9%，四成工人表示过去一年的工钱没有结清。建筑公司普遍不依照劳动法规定按月给农民工支付工资，这成为建筑业的“潜规则”。她同时强调，建筑行业的违法转包、分包现象屡禁不止，也是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罪魁祸首。

长期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周立太律师称，部分地区的劳动部门监管不力也是这一问题未获解决的原因之一。

周立太称，由于建筑工程被层层转包，无法及时支付工资，而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大多靠计件或完成工程量来计算薪酬，一旦主管部门监管不力，到了年底，农民工讨薪案件就会频现。

如何遏制农民工欠薪状况？周立太认为，还需政府重拳出击，劳动监察部门应严格督察雇主或建筑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严查违法层层转包行为，斩断其中非法利益链条，才有可能消除欠薪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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