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两三个月，蔡妍就会飞一趟韩国，带回成批的化妆品——两年前，刚考上北京某大学的她在海外代购的热潮中，成为了一名兼职海外代购。

像蔡妍这样的校园代购客在首都高校并不少见。在“互联网+”、“大众创业”的热潮中，莘莘学子也纷纷加入代购大军，利用微信、微博、QQ发布信息、招揽客户，有时月入数万。

只不过，象牙塔下的代购，难免让人心生疑惑。高校学子做上了“买卖”，这是创业，还是“不务正业”呢？

高收入的诱惑

“每次从韩国回来，都恨不得有八只手，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从机场拎了16个大袋子回北京，胳膊上勒出一条一条的红印”，蔡妍所做的代购，在业内又被称为“人肉代购”，因为所有的商品都要靠她一个人从韩国运回来。

除了寒暑假之外，每隔两三个月，蔡妍需要通过逃课腾出六天的时间飞一次韩国，“化妆品一般两三个月会用完，需要补充新的货品。”母亲常年在韩国工作，蔡妍每次去韩国都可以住在家里，省下了一大笔食宿费，这也是她做韩国化妆品代购的一个重要原因。

“请问可以帮忙代购韩国的美瞳吗？”

“可以，把照片发给我吧。”

不到十分钟，蔡妍就谈成了一笔生意，韩国化妆品在国内20至30岁的女生中需求很大。12月初，蔡妍刚回了一趟韩国，带了四五万元人民币的货回北京，“应该有小一万的纯利润，今年2月份过年的时候生意最好，赚了接近两万”。两年多的代购经历，什么产品好卖、走哪个航站楼不容易被海关查到、怎么样能够迅速通关，她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和蔡妍一样，她的同班同学朱天白也是一名海外代购，不同的是，她不用大包小包来回飞。客户下单，她报给遍布国外的买手（在世界各地采购商品转手给国内卖家并赚取利润的人），采购完毕后从国外邮寄到北京，再由她转发给客户。

打开代购专用微信，朱天白的好友已经超过1500个——上至50多岁的家庭主妇，下到16岁的初中女孩，各个年龄段都有。“最开始只是帮身边朋友代购，不赚钱，一点一点靠信誉积累，朋友介绍朋友，就达到了现在的客户量”。

从大一开始，朱天白就做起了海外奢侈品代购。她的母亲是国内较早开拓奢侈品二手交易市场的一批人，在三里屯等多地有实体店铺：“在我妈的影响下，我对奢侈品潮流和真假有着比较敏锐的判断力，有时我妈也会把她自己的客户介绍给我。”

朱天白的买手主要分布在巴黎、米兰和迪拜，代购如香奈儿、纪梵希、路易威登、华伦天奴等国际奢侈品大牌的服装、鞋帽、箱包、首饰等。买手抽取商品总价5%到10%的劳务费，剩下的利润全归朱天白：“每个月正常能有1万到4万的纯利润，多的时候能赚小10万吧。”

朱天白主要通过微信联系买手和客户。起初，她用自己的私人微信晒图，被朋友们吐槽后，她开通了新的专门用于代购的微信号，可以肆无忌惮地每天发几十条消息、上百张图片介绍商品信息。有些老客户相处多年，甚至已经转化成朋友，新客户也经由熟人介绍或朋友圈广告，滚雪球一样地壮大起来。

忙乱的生活

“每天醒来，回一个小时微信”

“我根本不用设闹钟，每天都是被微信吵醒的，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花一个多小时回微信。”刚开始做代购时，朱天白把每个客户都看得特别重要，随时回复买家留言，包括在课堂上，由于时差关系，熬夜回复也是常态。

除了忙于和买手、客户沟通，收发货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同学们时常见到的场景就是，朱天白提着刚取来的大包小包快递去上课。“每天要收很多快递，有时上着课就被催着去取，生活全部是代购。”朱天白坦言道。

而“人肉代购”的蔡妍，则必须在学期中旷课几次去韩国补货：“我周一没有课，周五重修课不用去，周二和周四看情况会向老师请假，这样从周四到下一周二，一共6天，足够我韩国采购一趟。”

六天时间，前三天蔡妍去专柜拍照、问价、朋友圈发图，后三天则开始买货、打包，安排得满满当当。

蔡妍每次回韩国的目的就是代购，这让母亲非常不高兴，甚至扬言要断绝母女关系，“我妈说你要用脑子赚钱，而不是体力赚钱。”家境优渥的朱天白和蔡妍并不缺代购挣来的钱。在繁重的学业压力面前，两人都挂了好几科，面临毕业问题，但仍然没有放弃代购。

“代购是我目前唯一觉得我累我辛苦但是我愿意去做的事情。每次从机场带回很多货，填写快递单，看着满满一地的包裹，会很有成就感，这些都是经我的手做的，太棒了！”蔡妍说。

“进入大三，我没有再去扩大客户，腾出了一些精力忙学习，因为和客户们建立起了很好的信任关系，所以我还是不愿放弃代购。”朱天白说。

走上代购之路，也有人是纯粹兴趣使然。2014年从北京某高校艺术专业毕业后前往法国留学的容意，现在也成为了一名代购。她的店铺里，卖的最多的商品是一个小众品牌的丝巾，“我比较了解和喜欢时尚行业，这个牌子的丝巾有各种艺术家的设计，水平非常高，而且没见其他代购卖过。”

“旷课”创业

“我只希望低调为同学服务”

和朱天白、蔡妍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代购信息不同，她们的学姐张然开起了微店并创建了自己的代购品牌，通过在海外留学的同学，提供来自日本、韩国、澳洲、英国的护肤品、化妆品、保健品和食品等。

除了开微信公众号宣传之外，张然还把自己的微店宣传海报贴在学校人流量大的超市，在一堆社团活动的海报中格外显眼。深谙传播之道的张然充分利用了学校的声誉，在微店和微信公众号的介绍中表明自己的学生身份，并制作了统一的包装袋，印上学校的名字。

张然的客户有本校学生，也有校外人员。本校学生每晚统一到张然的宿舍取货，校外顾客的东西经由她转手快递。不到十平方米的宿舍既是发货仓库，也是取货点，五层的铁架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近百件囤积的畅销现货，有的学生来取货，看了眼现货，还可以当场付现买下。

虽然在校园内高调宣传自己的“品牌”，但对于自己的代购行为，张然却不愿多说，并且表示自己并不是在创业，而是在打法律和学校的“擦边球”：“我只希望低调为同学服务。”

张然的同学黄帅对代购这种行为有点小“鄙视”，一边上学一边创办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他是高校学生创业的典型。在他看来，代购算不上一种创业，甚至连挣点零花钱都算不上，“我觉得所有用户是亲戚朋友的模式都不靠谱，一是做不大，二是基本上就在拿友情和关系变现，这种行为不大合适，而且利润很薄。”

事实上，无论是朱天白、蔡妍还是张然的代购方式，在海关入境、关税、产品质量等几个环节上，都很容易触碰到法规的红线。

从国内某名校本科毕业后，前往香港攻读硕士的许飞，就遇到过被海关查扣的麻烦。2014年，倒卖了几十台iPhone6后，许飞正式加入代购大军，他自认代购是“灰色产业”，被海关查扣过一台手机和3个电脑配件后，乖乖缴了税金，“代购这么长时间了，也就被查到过两次，损失几百块而已嘛”。

为了避税，代购往往会取掉货品标签，更不会携带货品小票入境。所以，通过代购渠道买到的商品一般拿不到正规票据，即使有所谓的发票“电子版”或“复印件”，也真假难辨，以仿制品充当真品的事件时有发生，即使是真品，质量及后期服务也很难得到保障。

“我的客户从来没有向我要过购物凭证，他们可以随便去专柜验货，再说我也从来不做假货”，朱天白对自己的信誉很有信心。亲自进货的蔡妍有时候会应买家需求把购物的过程拍成小视频，“还是基于信任吧，没有人买了东西后说我的货是假的。”

最大的隐患还不只于此，这群尚在念书的大学生，借创业和互联网之风，却难以兼顾学业和事业，正如朱天白和蔡妍所在学院的一位教授所担忧的，“媒体对大学生创业需要分清情况、审慎对待，有些学生在校为代购而经常旷课，这是对高校宝贵学习资源的一种浪费。做代购、搞创业都很容易影响学习，学生在没休学的情况下做创业，结果耽误了课程学习，好几门课通不过。作为老师，我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忧虑。”（文中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实习生欧媚张晏慧记者吴楠插图宋溪)

（吴珅崔波涛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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