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4日，王先龙在家中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专访。杨涛摄

驻印期间，中美士兵进行交流。

美军培训中国远征军组装汽车。

远征军在密支那战役中的炮兵阵地。

密支那战役后的远征军。

老兵档案

姓名：王先龙年龄：91岁民族：汉族籍贯：四川金堂所属部队：中国军队新一军新38师辎重营直属修理排所任职务：士兵参加战役：缅甸密支那战役等

口述实录

“有些人被抓了壮丁，中途趁机就偷跑了。我当时就想，这是在为民族打仗，家中父母以后也有兄弟照料。我堂堂七尺男儿去当逃兵，岂不是成了孬种？”

“我们当天遭到埋伏，前行的战友死伤一大片，但我们很快就组织起了反击。鬼子很狡猾，也不大规模冲锋，只是一点点地缩小包围圈，把我们围困起来消耗。前晚还睡在一个房间的战友，白天刚上战场，人就这样没了。”

“参加密支那战役时，我已经当兵一年多了，但那场战斗是我这生见过最惨的。密支那的密林里，一不注意就容易踩着日军埋下的地雷，不少战友被炸死炸残。一场战斗下来，倒下来的战士可以垒上几米高。下雨后，地上的积水往往带有血色。整个城里，除了战火燃烧的痕迹，就是一片死寂。”

“缅甸战场上，我们不仅要和鬼子打仗，还要同密林里的蛇、虫、蚁战斗。鬼子很狡猾，不仅在地上修筑了飞机都难以炸掉的工事，还躲在高大的树上偷袭我们。但是，接到命令要冲锋，就不会有一个人后退。”

“在印缅打仗的时候，我一封家书也没给家里寄过，免得让他们记挂。那时候，提枪打国仗的人，谁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死了呢？”

2015年12月22日，冬至的成都，出现了难得的温暖阳光。家住成都成华区猛追湾一老小区的王先龙，虽然已是91岁高龄，但还是没禁住冬日暖阳的“诱惑”，一大早就沿着老街转悠去了。

快到中午饭点时，王先龙提着一袋鲜肉和蔬菜回来。还没走进小区，就有不少人跟他打招呼。小区里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知道王先龙年轻时当兵打过鬼子，是一名抗日老战士。

每次社区搞活动，都会邀请王先龙给大伙儿讲讲抗战故事，“密林里打仗太惨了，冲锋的命令一下来，不管是枪林还是弹雨，都没一个兄弟退却。”

从军行/壮丁入行伍，从没想当逃兵

王先龙的抗战故事，得从1942年说起。那年，王先龙还是成都金堂一个小山村里只晓得种地的农民，从没想过有一天要端起枪与日本鬼子厮杀。

这一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日本试图快速灭亡中国的计划没能达成。1942年1月初，日军对滇缅等地展开迅猛进攻，一路溃败的英缅军，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由于已失去作战先机，开赴缅甸战场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首战失利。

很快，一则征丁入伍的消息打破了王先龙所在小山村的宁静。当时王家一共有3兄弟，王先龙是长子，家中生活十分艰难，“经常吃不饱饭。”

王先龙说，当时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兵役制，作为长子的他，义无反顾地充了壮丁，“交代弟弟妹妹要好好孝顺父母后，我就跟着征丁队走了。”

据档案显示，抗战8年中，四川实征壮丁2578810人。加上西康30938人，抗战期间，四川壮丁实征数为2609748人，居全国壮丁额数第一位。如果再加上40万的出川部队及5万多名从军的知识青年，四川总征兵额超过300万。

“很多人是哭着被抓来的。”王先龙说，当时同村的人抓了不少，但抓的大部分是穷人家的男丁，在送往保公所和成都的路上，不断有人趁机逃走，“有些人被抓了壮丁，中途趁机就偷跑了。我当时就想，这是在为民族打仗，家中父母以后也有兄弟照料。我堂堂七尺男儿去当逃兵，岂不是成了孬种？”

赴印缅/飞越驼峰线，换上新式装备

1942年已经入冬的时候，王先龙等人坐上了从新津机场飞往昆明又辗转飞赴印度的飞机。

“那时候坐飞机，哪像现在的客机这么舒服哦。”王先龙说，当年他们乘坐的飞机内仓被分为3个排，40多个人挤在一块，“很多人第一次坐飞机就晕机了。”

随后，他们乘坐飞机飞越了十分著名的驼峰航线，“那天天气还不错，飞机在整条航线上的颠簸不是很大。”

当天，飞机从昆明抵达印度汀江机场，“之后，我们被安排更换了新军装，戴上钢盔帽子。在划分兵种后，我们在印度训练了1个多月。”王先龙说，1943年年初时，他被分配到中国驻印军新一军38师112团，成为一名正式的军人。

“我们当时的装备并不差。”王先龙说，跟国内的大部分抗战部队相比，他们率先装备上了先进的美式装备，“步枪的子弹一连串地打出去，很难遇见卡壳、炸膛这些情况。每个连队都装备了火箭筒，那家伙可是日军坦克部队和碉堡的克星。”

由于是出国作战，在王先龙的印象里，部队的纪律更为严格。那时候，高级军官们对他们的衣着、言语和行为都比国内更加严格。“我们部队还专门请了美国大兵来给我们讲课，时常还要教教我们英语。”王先龙说，正是有着严格的要求，当地百姓对中国驻印军的态度并不差。

上战场/首战遭围困，冲破日军封锁

但王先龙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是有精良的美式装备，以及年轻力壮的热血青年，他所在部队进入缅甸的第一仗，就是遭遇日军包围，情况危急。

1943年，王先龙所在一部接到命令奔赴缅甸，准备作战。“我们当天遭到埋伏，前行的战友死伤一大片，但我们很快就组织起了反击。”王先龙说，凭借着装备的优势，他们使日军一时间无法攻破，但最不愿见到的一幕，也在这时出现了。

“鬼子很狡猾，也不大规模冲锋，只是一点点地缩小包围圈，把我们围困起来消耗。”出入战场的王先龙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回想起那次遭围，他至今都记忆犹新，“前晚还睡在一个房间的战友，白天刚上战场，人就这样没了。”

炮弹爆炸后的轰鸣声，让王先龙的耳膜生疼。日军的枪声在四面不断响起，企图让被困的中国军人放弃抵抗。“日军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好。”王先龙说，友军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与外围的日军交上了火，他们在得到命令后，寻机开始内外包夹的战斗，“当时不管人数还是装备，我们都要压过鬼子一大截。”在巨大的优势下，这支围困他们的鬼子被打死打伤不少，“抓到不少俘虏，也算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浴战火/鏖战密支那，尸体垒成小山

密支那战役，是滇西缅北战役中的大型战役之一，地点在中国云南与缅甸北部交界，战役目的是争夺密支那、掩护修筑雷多公路（又名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其中，攻击方为孙立人的新38师、廖耀湘的新22师以及美国的麦瑞尔突击队，总兵力3万多人。

1944年4月，史迪威命令部队编成一支奇袭密支那的中美混合突击队，并于当月月底，对日军所占领的占西机场等战略要地进行袭击。

得知受袭情况后，日军为夺回被抢占地区，组织部队进行反击。日军虽然兵力单薄，但占有地形优势，且在密支那经营防御两年之久，防御设备不但坚固隐蔽、交通联络方便，而且火网编成严密，隐秘的侧防火力急袭点遍布各处。

“参加密支那战役时，我已经当兵一年多了，但那场战斗是我这生见过最惨的。”王先龙说，他随新38师一路打到缅甸，“密支那的密林里，一不注意就容易踩着日军埋下的地雷，不少战友被炸死炸残。”

“一场战斗下来，倒下来的战士可以垒上几米高。”王先龙说，他们在密支那城区的外围作战，原本茂密的雨林被炸得焦黑，“下雨后，地上的积水往往带有血色。整个城里，除了战火燃烧的痕迹，就是一片死寂。”

负腿伤/正在猛冲锋，子弹击中大腿

“缅甸战场上，我们不仅要和鬼子打仗，还要同密林里的蛇、虫、蚁战斗。”王先龙说，很多在缅甸无人区密林中走过的战士，都不愿再去走第二次。即使身上套了好几层衣服，蚂蝗都能爬得进去。

“鬼子很狡猾，不仅在地上修筑了飞机都难以炸掉的工事，还躲在高大的树上偷袭我们。”王先龙说，不少战士莫名其妙地被日军的埋伏和地雷打死、炸死，“但是，接到命令要冲锋，就不会有一个人后退。”

王先龙回忆，他在密支那战场上正红着眼冲锋时，突然感到跑起来很吃力。一个战友冲上来拉住他，大声喊着说，他的大腿中弹了。

王先龙摸了摸自己的大腿，发现全是血，“已经痛木了，那股往前的冲劲一下散掉，左大腿就没了力，幸好战友扶住我才没倒下去。”随后，王先龙被医疗队送往后方进行伤口处理。

“一个外国医生给我取出了弹片，并进行包扎治疗。”王先龙说，在后方修养了两周后，他就坐不住了，“能走得路了，我想立即归队去打鬼子。”

由于大腿受伤等原因，王先龙后来被分配到新一军新38师辎重营直属修理排，担任汽车修理以及运输物资等工作。

“那时候，有公路就可以用汽车运送，没得公路就要靠骡马辎重队运输。”王先龙说，在反攻八莫、南坎时，“我就驾驶汽车在运输物资。”

写家书/一封家书至，父子阴阳相隔

“在印缅打仗的时候，我一封家书也没给家里寄过，免得让他们记挂。那时候，提枪打国仗的人，谁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死了呢？”从1942年离开金堂老家起，王先龙一直强忍着没跟家里人通信，“担心信一通，牵挂就多了。”

一心想着抗战打鬼子的王先龙，一直到从印度、缅甸等地回到云南后，才给家人写下第一封家书，“当兵的男儿，都十分想念家人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中国大江南北，全国上下一片欢腾。随部队到达云南曲靖的王先龙，正准备集结后攻打负隅顽抗的日军，“好消息传来，战士们特别兴奋，抗战终于结束了，大家都在筹划着回家看亲人。”

也是在那年，一封从金堂老家寄来的家书，没有到达王先龙的手中，而是被一名军官看过后，悄悄收了起来。

“直到一年后，我才拿到那封信。”王先龙叹了口气，信上的内容是父亲离世的消息，“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父亲走了。”

后来，王先龙辗转回到老家，在家中种了几个月的田后，被人推荐到成都一家公用汽车公司上班，直到1986年退休。

享晚年/常出门散步，珍藏日本降书

2015年12月22日中午，王先龙和老伴张秀芳已经炖好了肉。本来采访到这儿已经结束，但王先龙突然想起了什么，赶紧起身，撇开椅子往卧室里走。

他抱出一个深蓝色盒子，轻轻放到华西都市报记者手上，一本《降书》出现在盒中。

“这是他的宝贝哦。”张秀芳说，这本《降书》是按照当年日本投降时递交的投降书制作的，虽然是仿制的，但王先龙在前些年得到后就一直爱不释手。

“当年打鬼子，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为了这个东西（《降书》），太多兄弟付出了生命。”想起当年阵亡的兄弟，王先龙轻轻抹了抹眼睛，“每次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当年的抗战生活。”

王先龙说，能活到现在，已经很幸运了，“现在除了早上散步，参加远征军聚会，也没什么爱好。”

“他为了和老战友聚会，打起点滴都要去的。”张秀芳说，王先龙有次得知远征军老兵们要在成都人民公园聚会，原本生病没什么精神的他，刚输完液就动身去了，“怎么拦都拦不住。他说，聚一次就少一次，跟着那些老兄弟才有话说。”

栏目题字著名书法家谢季筠

华西都市报记者杨力（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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