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踞北京急救市场半壁江山的“999急救中心”大楼，浮现出原民营医院的数个管理者，他们“肩挑”着国有与非国有财产。

今年12月，众多媒体披露称，一名南航患病乘客被999急救车绕远路送往“999急救中心”医院。面对“不顾病人安危也要帮自家医院赚钱”的指责，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以下简称“999”）方面回应称，“999”和“急诊抢救中心”（全称是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记者注），两家“人财物完全是分开的”，绝非帮自家赚钱。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两个中心名为独立，实则难分彼此。它们位于同一建筑内，共用大招牌“999急救中心”，也共用部分管理人员。

急诊抢救中心1996年脱胎于一家名为“学院路医院”的民营机构，1998年该机构内部又开始筹建“999”。此后，学院路医院原负责人李立兵、邸杰入驻这两家事业单位，共同担任领导。发展中，李立兵2005年因虚报注册资本获缓刑，邸杰2007年落马并获刑12年。

记者发现，“999”存在国有财产，在“999”成立一年后才设立成事业单位身份的“急诊抢救中心”其实系社会资本举办。如果两个中心的管理边界不清，不仅会导致“急救车替自家医院拉活儿”，还可能留下“公器私用”的利益后门。

对此，“999”工作人员称“两个中心就是一体的”，急诊抢救中心工作人员称问题“有点敏感”，将转交有关部门，“如果回避采访，希望你们谅解”。

民营前身

1991年11月30日，中央某报刊发了一条272字的消息：一家医院采用直流电化学综合疗法治疗人体深部癌症，显效率达80%。院方的受访者，是“北京清河南镇学院路医院院长邸杰”。该消息的多处语句在见报的4个月前，就已出现在一本林业杂志上，杂志中，“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医院”才是采用所谓新疗法的主角。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五棵松医院负责人系邸杰和李立兵，两人为北京人，都当过学院路医院院长。目前，工商、卫生部门官网已无法查到这两家医院的信息。

中国科协主管的一份刊物在1990年7月提及，李立兵原本“是搞电的”，中学就对电着迷，玩过收音机、电视机，“玩什么什么灵”。据称，先后在4家医院工作之后，李立兵对医学产生兴趣，记者从北京医疗界资深人士处得到类似说法。

科班出身的邸杰，1982年从北京第二医学院（后更名为“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厂矿医院做外科大夫，研究过治癌理论。几年之后，他调入另一家医院与李立兵相识，不久便双双来到五棵松医院担任领导。刊文时他们30来岁，邸杰年龄略长。

学院路医院不仅拥有治癌技术，1994年，某杂志介绍该院采用改进祖传秘方的“压缩丹”治疗痔瘘效果良好，此后还有媒体称其擅长治疗创伤。

然而，民营医院恰逢发展初期，学院路医院一度经营不佳，并未给市民留下太深印象。1996年以前，该院只有20张床位——套用今天的医院评级标准，床位量刚够一级，处于最初级。

记者辗转询问医院周边1公里内多名50岁以上住户、当地多名在职及退休基层干部，他们均表示此处当年算近郊，偏僻荒凉，从未听过这家医院。一名退休基层干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一带在上个世纪仍是村庄模样，没有高楼，学院路医院所在的位置早先只有一两层，占地面积约几百平方米。

贷款1.8亿升级“急救毛坯”

后续的变动都与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北京市红十字会有关。

“学院路医院能被红会看中，官方给的理由肯定站得住脚。”一名与此次合作有接触的人士告诉记者。

率先于1996年年底在学院路医院挂出牌子的，是“急诊抢救中心”。记者掌握的《发展中的北京红十字事业（1928-1998）》图册显示，1998年，该中心隶属于北京市红十字会办公室。不过，它现今已不在红会组织架构内，名列其中的是“999”。

“999”也是在学院路医院内筹备的，于2001年5月试运行。中心负责人曾称，成立之初向银行借贷了1.8亿元，一名红会退休领导也撰文回忆，当时每年利息达700万到800万元，后改由政府贴息。

学院路医院对合作颇为上心，把日收入及借款用于基建，甚至冒了虚增注册资本的风险。了解案情的人士告诉记者，中心起初注册资本小，未达到某银行贷款条件，故而虚增注册资本2000万元。2005年，李立兵一度受羁押。

该人士透露，律师认为其获贷后发展良好，不影响还款，未造成社会危害，不应定虚报注册资本罪，此案或因受调查的上级领导牵连。记者获悉，李立兵最终被定罪但获缓刑。

前述人士回忆称，北京市红十字会与电信部门沟通后，“999”获准缓交设计、施工费用。1999年6月，红会与5家通讯设备公司签订了购买合同。红会领导多个夜晚还亲自到郊区调研线路是否畅通。

在这名领导看来，单靠“120”满足不了北京的需求，设立“999”这样的竞争机构可促进共同发展，红十字会在国际上就是负责救护救灾救助的。他还说，红会成立“999”要自筹资金，不能向政府要钱，“要有一个老的急救机构的‘毛坯’，以便在‘毛坯’基础上发展”。

“毛坯”就指脱胎于学院路医院的“急诊抢救中心”。北京医疗界一名资深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挂牌之前，学院路医院曾是“120”的急救站，“连使用的票都是‘120’的”。设站、挂牌都经过红会协调。

两个中心在北京卫计委登记的执业地址分别为清河东路1号、2号，虽然相隔1号，但其实位于同一建筑，楼顶只竖一块“999急救中心”大招牌。进门右侧的墙上挂着两个中心的小牌匾，大厅设多个诊室，右拐却有通道通往急救调度中心。外人极易以为它们是同一家单位。

北京市卫计委资料显示，“999”的诊疗科目只登记了急诊医学科，侧重院前急救，即出车把病人送到合适的医院。“急诊抢救中心”登记了急诊医学科、内科、外科等19项，有能力院内急救——接应急救车运来的病人。

业务布局远超“民营前身”能量

《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宣布了“999”的诞生。彼时，“999”已有20余个急救站，紧逼经营12年的“120”网络。后来，有的“999”急救站索性就设在“120”急救站旁边。

2002年，卫生学校中专毕业的苏红（化名）到刚成立不久的999某急救站当护士。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排班采取“三班倒”，急救站专门解决了一套集体宿舍，距站里大约10分钟路程。

在此工作5年以上的苏红回忆，不少病人都是因车祸受伤。

一名清河退休基层干部透露，“999”与“122”联动，有的急救站与交通队挨得极近，“这边出警，那边马上就一起走”。清河多处提示牌也将“999”与交通事故“捆绑”，例如：“发生交通事故请您拨打报警电话122，急救电话999”。

急救业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999”在交通事故救援方面颇有竞争力，近年也在郊区县新增了急救力量，原因之一或是“那些地方附近的高速公路容易出事”。

后来，“119”“110”也成为“999”的联动搭档，甚至一些急救车驻进了消防队。

除了兼具门槛和含金量的策略，“999”也展现出了民生意识：接到抛锚车主的电话，“999”能迅速联系拖车机构；针对孤寡老人，“999”研发了呼救器，并提供语音和上门服务。

口碑鼎盛时，机制灵活的“999”一度被舆论作为批评“120”的“正面教材”，当部分“120”司机被曝“收红包、绕远路”时，有政协委员感慨“999”是“一片净土”。

“999”负责人曾称，2003年，“999”年营业额四五千万元，红十字会每年补贴两三百万，“基本盈利”。截至2005年，1.8亿贷款已还了0.6亿。

2014年，“999”几乎与“120”平分市场：《2014年北京市卫生工作统计资料简编》显示，该年度全市院前急救就诊人（次）为587575，北京市“120”网络占289611人，占比49.3%。

“999”声名鹊起，同处“999急救中心”屋檐下的“急诊抢救中心”，也爆发出远超“民营前身”的能量。

2010年，本科学历的刘美（化名）到此工作，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自己已拿到执业资格，同事有的安排在住院部，有的分倒各看守所，“给病情轻的犯罪嫌疑人看病、打针、开药”。

2013年，急诊抢救中心变更了“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地址，1处原址猛增至25处，其中14处系监狱或看守所，其余是公安病房、戒毒科等。

北京卫计委资料显示，目前，急诊抢救中心的等级已由“二级合格”晋为“三级医院（未评级）”。

业绩飙升的背后变化微妙——学院路医院1996年挂牌为急诊抢救中心，6年后它的身份由民营机构变成事业单位，举办单位为“北京市红十字会”。不过，“法定代表人”一栏依然曾写学院路医院原院长邸杰的名字，后替换为另一名院领导李立兵。

民营的影子没有消失。北京医疗界一名资深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邸杰后来出事了。记者从官方渠道证实了这一点。

邸杰是2005年6月起任急诊抢救中心法定代表人的。法院渠道消息显示，当年7月，清华大学附属玉泉医院欲与该中心合作建立病区，邸杰利用职务便利，以该中心某合作单位的名义与玉泉医院签订合同，在玉泉医院内建立合作病区。

合作病区实际由邸杰的妻子参与经营，医护人员、医疗设备也由邸杰指定急诊抢救中心向该病区提供。消息称，2005年8月，邸杰伙同其妻以合作病区周转资金为名，以合作单位的名义向玉泉医院借款20万元，钱随后转入邸杰为法定代表人的其他公司。

邸杰的落马源于急诊抢救中心的成品油交易。2004年至2005年，一名没有经营资质的油贩伪造了某石化公司公章，向该中心销售掺杂、掺假的42.6万余升柴油、1675升汽油，获款137万余元。

2006年，油贩落网，他主动交代曾向邸杰行贿两万元，且邸杰明知其不具资质。

一系列违法行为随后被牵出，2007年，邸杰因三宗罪一审获刑12年，其中包括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根据法院消息的表述，急诊抢救中心虽为事业单位，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事业单位”，即并非“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事业单位”。

关于职务侵占罪，消息称“急诊抢救中心法定代表人邸杰”为“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人员”，关于受贿，邸杰的罪名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两个罪名的犯罪主体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包括国家工作人员。

非国有的色彩早已显现了。1998年，《光明日报》一篇报道将急诊抢救中心称为“股份制机构”，报道未披露股东及其参股比例。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编制部门获悉，2002年5月21日，也就是“999”设立为事业单位并试运行的一年之后，急诊抢救中心的身份变成了事业单位。

其实，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大多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事业单位那时除国有外，还存在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甚至民办的事业单位等类别，1996年后开始逐步转型。从民营转为事业单位，反而并不多见。

但社会资本的烙印似乎没有消除，就在最近，“999”副主任田振彪还公开解释，“急诊抢救中心是社会资本办的医院”。

这家医院开办资金达8480万元，确实远超北京其他红十字会冠名的事业单位，而“999”的开办资金仅为10万元。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急诊抢救中心净资产期末数约为2.8亿元，2014年增至3.22亿元。这两年，紧急救援中心净资产期末数分别为0.58亿元、0.47亿元。

部分原民营团队成员同时管理国有财产

执掌急诊抢救中心的同时，李立兵和邸杰也进入了“999”管理层。

“999”有“公家属性”，它在北京市红十字会组织架构内，存在国有财产，主任、法定代表人均由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兼任。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邸杰2005年3月受聘为紧急救援中心副主任。按照法院消息，1个月之后，他开始利用职务便利，伙同急诊抢救中心工作人员用999救护车私自转送病人，共将4.43万元费用据为己有。

邸杰因此事被认定为贪污罪。法院称“紧急救援中心副主任邸杰为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非法占有国有财产”。

今年12月，当“999”被指“不顾病人安危也要帮自家医院赚钱”时，“999”副主任田振彪公开解释，“999”仅指紧急救援中心，与急诊抢救中心是两个机构。

但媒体很快发现，一名崔姓医生曾与急诊抢救中心签约，工作内容却来自“999”；两个中心年度报告的填表者是同一人；连“999”官网标志也将两个中心并列。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其实，田振彪本人1998年就进入了急诊抢救中心，初为神经外科医生，现还是副院长。北京医师执业注册信息显示，他执业地点现为“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北京市红十字会创伤医院”。

一篇田振彪的人物专访还披露，2001年委派他到“999”任值班领导的，正是李立兵。

那年，李立兵被媒体报道为“999”副主任，去年，他继续以此身份获首都劳动奖章。他现在还是急诊抢救中心法定代表人。

“两个单位，一套人马。”前述红会退休领导曾回忆。记者发现，两家单位所在的建筑只竖着一块“999急救中心”的招牌，“急救”理解为“急诊抢救”或“紧急救援”，似乎都说得通。

不仅是管理层，两个中心日常运转也界线不清。2015年12月，中国卫生人才网发布“999”的招聘信息，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德外清河东路1号人事科”。其实，清河东路1号是急诊抢救中心的执业地址，“999”位于清河东路2号。

“999”2014年年度报告称，一些成绩是“在（急诊抢救中心）李立兵院长的领导带领下”获得的。

事实上，对于两个中心的发展脉络及性质，一些卫生行政官员也不清楚。北京卫生系统某区级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前只知急诊抢救中心挂靠在红十字会，近期看到报道才发现诸多疑惑。

999号码的法律空间正在缩小。2013年，国家卫计委《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明确全国院前医疗急救呼叫号码为120，卫生部、信息产业部2004年也曾发过类似通知。对此，北京市红十字会时任秘书长2005年曾表示，999是中国红十字总会通过信息产业部申请的专用急救号码，如果取消，最后也要给总会一个交代。

就在2005年，为了隔绝“急救车为自家医院拉活儿”的利益问题，120急救中心撤销了院内医疗功能，只做院前急救。当时有人提出“999急救中心”也应该效仿。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999急救中心”照此分离的难度不小，因为这既涉及红十字会管理体系，也意味着原来的民营负责人或退出经营国有财产，或放弃运营20多年的医院，必然利益受损，“谁愿意这样彻底分开”？

本报北京12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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