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与不少来我省参加国培计划的青年骨干教师聊天，他们不约而同地说起一种“怪象”。其中，一位外地青年教师说的尤其有代表性。

这位青年教师在某省城一所较有名气的老牌初中任教。他任课的毕业年级在起始年级时共有六个平行班，学生总数近300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越来越少，4年过后（当地义务教育阶段为五四学制）不得不缩并成四个平行班，学生总数刚200人出头，流失了近三分之一。“奇怪”的是在学校每月例行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呈送的计财报表中却没有任何体现，最后算总账时，这所学校的巩固率一定是百分之百。

更为“奇怪”的是：从上到下，人们好似都对此视而不见，从未听闻有人对此提出过疑义，而且这所学校相继通过了上级教育督导部门组织的“普九”“双高普九”“标准化”等验收，最后还取得“省级标准化学校”资格。

这位老师感慨道：老牌名校如此，一般学校如何？省城初中如此，中小城市、乡（镇）村初中又如何？

笔者曾任初中校长一职11年。据笔者了解，城市初中生流失决非个案，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几乎每一所城市初中都存在。

经过数年努力，我国“普九”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入学率和巩固率逐年提高是两大显著标志。但其主要依据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计报表。至于这些统计报表里的数据是否真实、可信，则很少有人关心、过问，更不用说追究、问责了。

这让笔者想起了一位在某城市初中任校长的老同学讲的一件“真事”：数年前他所任职的初中要迎接上级“普九”验收。由于各种条件不具备，要过关可谓困难重重，但有些问题只是看似难实则不难：

教育经费不是严重不足吗？好办，可以作假账，顶多连夜加几个班便可搞定。

教学设备不是严重短缺吗？不难，上级已经派了几辆专用大卡车，满载七拼八凑来的教学设备随时待命，专盯着验收组到谁家检查，就提前拉到谁家；等验收组前脚走，后脚立马装上车运到下一所学校。

最难解决的是学生流失问题，只要到教室里清点一下学生人数，这一关就过不去。要知“普九”是政府行为，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是哪个小小校长能够担责的。区长给教育局长下了死令，教育局长急红了眼：校长用什么法子来堵这个窟窿我不管，但谁的学校出了问题，免谁的职没商量。校长、教师齐动员，把能找回来的流失的学生统统找回来，还不够数怎么办？那只好从别的学校“借”学生来充数了，大家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到教室里一看，天哪！那是乌烟瘴气、人仰马翻，再看男生的头发，有黄的、有红的；女生的眼皮，有蓝的、有紫的，更有分不出男女的。校长只好亲自出马连哄带求这些平时人见人烦的特殊生，郑重承诺：今天凡是表现好的，学校一律发给毕业证，最有吸引力的——除了提供丰盛的免费午餐外，放学时每人还可领到“补助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群“杂牌军”渐渐安静了许多，然后由老师领着到理发店去公费理发、染发，再换上新校服，跟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大群“真学生”。结果呢？自然皆大欢喜了。

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笔者在做初中校长时也曾经历过。

城市初中学生辍学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既有家庭及学生个人的原因，又有学校、政府与社会方面的原因，其中家庭、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及教育督导部门难辞其咎。

父母放任自己的孩子流失到社会，丧失了法律所赋予的监护责任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按说学生流失，校方应该比谁都清楚、都着急：一来学校无能为力，学生一旦流失一般很难再找回来；二来学校不作为，对于学生的流失，听之任之，根本就没有任何举动；三来本就是学校所为，流失的学生大都被视为“差生”“刺头”，学校巴不得其快点走，有的就是被学校给赶走的。如此一来，分母小了，中考升学率自然就高了。也就是说，各初中自行公布的所谓中考“升学率”，都是以报考人数为分母，而不是以入学人数为分母，稍具数学知识的人一看便知，这个“升学率”实为“录取率”。中考“升学率”高了，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会不高兴吗？这可是往脸上贴金的“政绩”呀！而那个事关国民素质、民族前途的硬指标“巩固率”，便沦为统计报表中随手填上的一个“合理”数据。

教育行政部门监管不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于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

最后一关就是教育督导部门了，国家业已建立了教育督导制度，几年前颁布了《教育督导条例》，但贯彻执行极不到位，目前各地教育督导室大都为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内设机构，“自己督导自己”，又怎能有效行使督导职能呢？

总之，人们对城市初中生流失现象既熟视无睹，又心照不宣。情况到底有多严重？谁应该为此埋单？这里只是提个醒，笔者认为，这笔账到了该清算的时候了！

（作者为一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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