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出生的芷惠（化名），至少13次涉毒被抓，4年被取保候审5次。原来，芷惠未婚生育3个孩子，几年来一直处于怀孕、哺乳期。1月18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芷惠等人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庭审或持续3天（1月19日《京华时报》）。

这名女子犯罪的主观恶性不可谓不大，社会危害性不可谓不严重，以怀孕作为“挡箭牌”，一直从事贩卖毒品的生意，而且最后一次被抓时携带的冰毒等毒品达15公斤左右，不严惩不足以震慑同类犯罪。

当然，如何严惩才能使其罪刑相适应，这是司法机关依法判决应当解决的问题，外界不宜非法干预。而且，如何严惩此女子也非社会关注的重点，舆论之所以聚焦此案，是因为这名女子把法律保护孕妇的人性化关怀条款，异化成了犯罪的“挡箭牌”。

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人权司法保障措施越来越完善，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并举已经成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并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彰显：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是怀孕的妇女，应当宣告缓刑；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执行死刑时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报请最高法依法改判。

这些法律规定体现的是法律的温情，一旦被犯罪分子钻了“漏洞”，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接受，法律不能就此坐视不管。从近年的公开报道来看，通过恶意怀孕逃避法律打击渐成高发之势。去年9月，“白衣女子”唐丽行窃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其行窃时的淡定和有恃无恐让人震惊。上海警方介绍，该女子此前已有7次盗窃前科，均因处于孕期被取保候审。在福建晋江，一名涉嫌诈骗的27岁女子被抓获时大喊“我怀孕了”，试图逃跑。

要防止恶意怀孕成为犯罪“护身符”，首先得从正确适用法律入手。从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看，“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可以取保候审”，而非必须。就是说，如果一旦采取取保候审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不管是否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都不能再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措施。上述案例中的贩毒者也好，惯偷、骗子也罢，都不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理当羁押。

但要对孕妇进行收监，还必须迈过一个行政法规。国务院颁布的《看守所条例》第10条明确规定“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不予收监。正是由于这一规定，成为司法机关收押涉嫌犯罪孕妇的一大难题：收监，不符合规定；不收，无疑是放虎归山，不利于打击犯罪，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修改《看守所条例》，使之与刑事诉讼法对接：也有人认为，对怀孕和哺乳期妇女进行羁押，有悖司法人性化，可以考虑在哺乳期后再走司法程序。但对社会危害性严重的恶意逃避制裁行为必须想办法严加规制，这一点是所有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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