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化名)50多岁的年纪,山东人,菜贩,在北京房山卖了近三十年的蔬菜。去年12月,他被电信诈骗骗走了276万元,辛苦攒下的血汗钱没了,还有200万是借朋友的。原本想再干两年就退休的老朱,不得不再打起精神继续拼命干活。回头看老朱被骗的故事,虽不见血腥,却让人步步心惊。
噩梦开始
一张检察院的传真
在记者接触的几位电信诈骗受害人中,绝大多数都拒绝了采访要求。一位被骗110多万的老人,整日闷在家里,精神极度抑郁,让人非常同情和担心。
老朱是山东人,性格实在,只有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唉,我就是个老实人!”在和记者的聊天中,老朱不止一次这样描述自己,语带埋怨。上世纪80年代末,20多岁的老朱只身一人,从老家来到北京打工。
老朱只有初中文化,初到北京的他在一家食品加工厂工作,一个月80块钱。干了一年多,老朱觉得给别人干活不挣钱,于是就用自己的一点点积蓄,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开始卖菜。
结婚后,妻子顾菜摊,老朱负责批发蔬菜,给餐馆送菜。“那时候也没有车,全凭小三轮,早上3点就得起床去大钟寺拉菜,去得早可以挑好的货。”夫妻俩这一干就是近三十年。
直到后十年,老朱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有了点家底。去年他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准备给大学刚毕业的儿子结婚用。
“我准备再干两年就休息了,太累了。”老朱叹了口气,双手搓了搓脸,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这张传真的最上面写着:天津市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逮捕命令。
这是老朱噩梦的开始。
“警官”指令
不要挂电话去开房
去年12月27日上午,老朱接到“电信局”的电话称,他涉嫌“王超跨国毒品非法洗钱案”。还没等老朱反应过来,对方就把电话转到了“天津市西青公安局”。
一位“陈警官”问老朱是否认识王超,老朱自然否认,称自己在市场做生意,不贩毒。对方听罢称,因为王超使用了老朱的银行账号洗钱,现在检察院不但要逮捕老朱,还要冻结其银行账户。
事情发展到这,如果是一个平时看新闻的人,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但对于起早贪黑干活的老朱来说,他平时根本没时间去接触此类信息。
“当时一听我心里就慌了,这辈子哪遇过这种事情。”说到这些,老朱激动得有些结巴,“我那时候太傻了,为什么没有给天津公安局打个电话问问!”
对方看人下菜碟,感受到老朱慌张的情绪之后,“陈警官”告诉老朱这事敏感,一定不能挂电话,并让他找个人少的地方收传真。
收到传真后,对方要求老朱先不要看,让他回家取了银行卡、手机充电器,去宾馆开房。老朱全部照办。
来到宾馆,打开传真,老朱惊住了:传真上面有自己的照片和准确的姓名、身份证号和籍贯信息,上面还写着“擅自泄密和通风报信将直接逮捕”。
女“检察官”出场
不抓你可以先交保释金
怕老朱不信,“陈警官”告诉老朱可以拨打114,查询天津市西青公安局电话。老朱查到号码后回拨,果然是“陈警官”接了电话。
“陈警官”告诉老朱,一会儿他把电话转到检察院“高晓琪检察官”那里,让老朱极力向“高检察官”求情,不要逮捕自己。
“高检察官”是名女子,她先是断然拒绝,之后“陈警官”帮老朱说情,最后“高检察官”同意不抓人,但前提是老朱先交23.7万元的保释金。
因为刚买了房子,老朱手里只有不到5万元,其中还包括2万的货款。诚实的老朱将此情况如实相告,对方让老朱“看着办”。到此时,老朱的电话已经连续通话了4个多小时。
三天之后,老朱向朋友借钱才凑够了23.7万元。
汇完钱的当天,“陈警官”来电称,这笔钱存入了“北京金融监督管理局”,以后案情查实还会归还给老朱。
老朱再次按照指示,拨打114查询了这个单位的电话号码,输入“陈警官”给的案号和密码后,老朱查询到这个案号下确有23.7万元。
老朱稍微心安了一些,他以为很快过去,也就没向妻子说这事。但这仅是老朱被骗的第一笔钱。
男“检察官”语气严厉
她替你交了钱被抓你要保她
两天后,“高检察官”告知老朱,“王超的弟弟抓到了,他供述是你主动给王超提供账户洗钱的。”老朱必须缴纳59.5万元的保证金,不然将直接逮捕其审讯。
再次被吓住的老朱编了个理由,向朋友借了36万元,加上自己催要回来的货款4万元,一共40万准备交给“高检察官”。
还差19.5万怎么办呢?此时,一个设计好的圈套,正紧紧勒住老朱的脖子。
电话中,“高检察官”语气温柔,对老朱的遭遇充满同情,最后她告诉老朱“别急,差的钱我想办法给你垫上”。
老朱听毕,感激涕零。“当时觉得自己遇上好人了。”和记者交流过程中,老朱一直低着头,双手紧紧握着拳头,“唉,我太实在了。”
三天后,“陈警官”找到老朱,称一个姓胡的检察官有急事找他。电话被转到“胡检察官”那里。
对方语气严厉,称“高检察官”因为替嫌疑人垫钱,已经被抓,之前交的钱不算数,不但要再交59.5万,还需要交罚款9万。
“人家因为帮了咱们被抓,我过意不去,心想一定别连累‘高检察官’。”老朱说,他不得不再去向朋友借钱,“都是好哥们,都痛快地借给我了。”
不到半个月,老朱已经被骗100多万了。
“法院院长”压轴
再交最后一笔钱
这场骗局中,警察、检察官都已亮相,法官“陈院长”最后登场,他是“高检察官案”的审理人员。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公检法”又让老朱缴纳保释“高检察官”的保释金27.5万、提前开庭的费用28.8万、销案费用28.8万和这些钱的托管费37.5万。
老朱自己哪有这么多钱,除了继续向朋友借钱,他把自家房子卖了、把轿车卖了,把给妻儿和自己投的商业保险中的钱取了,还不够,他还借了高利贷30万元。
“那段时间,心里极度痛苦,我每晚都愁得哭。”纸没包住火,老朱的事情被妻子发现。妻子劝他报警,老朱非但没听,还和妻子大吵一架。“他们警告过我,这事一旦被别人知道就会连累妻儿,甚至是借钱的朋友。”
陷入被骗漩涡的老朱,像一只被风暴抛起的小船,除了恐惧,他没有了思考的能力。对方何时才能收手呢?
2016年1月24日,对方让老朱交完最后一笔37.5万元的托管费之后,承诺当天下午5点前便可以将之前所有的钱悉数归还。
老朱等到银行下班也没等来这笔钱,再打电话过去,“陈警官、高检察官、陈院长”等人都已关机。
“唉!那时我才意识到我被骗了!”
劫难后的老朱
先干活把朋友钱还了
1月25日早上,老朱将电话打到了正牌的天津市检察院,对方告知其极有可能被骗了。老朱这才报了警。
“经过我们的侦查,老朱被骗的钱分四个银行流向了台湾,老朱接到的电话都是从马来西亚打来的。”负责此案的房山公安局现案组副队长王玉安告诉记者,老朱报案时间太晚了,“虽然我们仍在侦破,但是钱款被追回的希望很渺茫。”
“早报警就好了。”老朱万分后悔,事发后儿子也埋怨他不早报警。
原本想再干两年就退休的老朱,不得不再打起精神继续拼命干活。“我被骗的这276万中,有200万是借朋友的,他们有的还不知道我被骗,他们的钱总得先还了啊。”
“手里没钱,今年过年都没回家,也没敢和老家的父母说这事。”遭此劫难之后的老朱精神几度崩溃,甚至有轻生的想法。他的右眼因为压力大,视力变差,一说话眼皮就抽搐,最后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民警在侦破案件中,也不断安慰老朱,让他挺住。“虽说老朱干的活辛苦,但正是繁重的劳作,让他没太多时间去考虑这事。”王玉安说,“冒充公检法的电信诈骗并不是新近才出现,但像老朱这样的老百姓,怎么让他们接触到反电信诈骗的宣传是个问题。”
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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