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抽查保健品包装不合格率超3成 存过度包装现象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6-03-02 06:04:01

朱慧卿绘(人民视觉)

朱慧卿绘(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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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日前公布的一项抽查结果显示,保健品包装抽样不合格率超过三成,存在较严重的过度包装现象,汤臣倍健、黄金搭档、脑白金等品牌在黑名单之列,其中一些品牌还是多次抽检不合格。过度包装既违反相关法规,也与节约环保理念相悖,为何屡禁不止?

拖后腿

保健品包装不合格率超三成,生产商无视规格反复“踩线”

“我们近期抽查了三类产品的商品包装,保健品合格率只有64.3%。”上海市质监局特定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处工作人员王颖说,商品包装抽样合格率从2009年的59.1%提高到最近的89.3%,但保健品的包装合格率一直在拖后腿。

什么是过度包装?王颖介绍,主要表现为商品包装层次过多、包装空隙过大、包装成本过高等。

过度包装的危害,首先是浪费大量资源,其次是包装物往往难以回收利用。在上海每年产生的近800万吨垃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约为83万吨,其中60万吨为可减少的过度包装物。

据了解,早在2009年,国家对食品和化妆品就出台了减量包装的强制性限制标准。按国家标准,判定过度包装与否,一看包装层数,二看空隙率,三看成本占比。保健食品、化妆品、饮料酒、糕点的包装层数限量均为3层,包装空隙率上限为50%到60%不等,除初始包装外,所有包装成本总和不应超过商品销售价格的20%。

虽然对保健品的包装有着明确的规格要求,但是对于生产商而言,这样的规定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在上海市质监局查处的这批过度包装产品中,包括汤臣倍健、昂立、康富来、金日、脑白金、黄金搭档等知名品牌。记者对比发现,这些品牌有的不是第一次登上过度包装的黑名单,在前几年的查处名单上也赫然在列。

在上海的这次监督抽查中,汤臣倍健蛋白质粉(规格型号:150g/罐×2罐)被发现包装空隙率不合格,这款产品在2015年的包装监督抽查中也被指出存在同样问题。昂立被发现有2款产品不合格,其中西洋参胶囊(规格型号:10盒×12粒×0.28g)也是曾经“上榜”的产品。

有盲区

有限制性规定却无实施细则,查处过度包装存执法短板

为什么保健品生产商敢屡踩“红线”?

“我没有听说过国家有包装方面的限制。”从业12年的北方某保健品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先生表示,尽管公司产品没有出过过度包装的问题,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国家在相关方面的硬性要求。在设计包装时,他的团队靠的是感觉,很少考虑包装层数、空隙率之类的问题。

国家规定不落实,有着制度层面的原因。据了解,国家层面虽然规定了过度包装的“红线”,但是却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和罚则。

据介绍,上海是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就限制过度包装制定实施细则的。2013年,上海配套制定《上海市商品包装物减量若干规定》,给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了依据。规定明确,销售者销售违规商品的,质监部门应当责令停止销售,限期改正;拒不停止销售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这个罚则主要针对流通企业,因为要直接处罚生产商有一定难度。“上海是个大市场,80%以上的商品不在本地生产,因此希望通过引导销售企业的采购,来倒逼生产商依法生产。”王颖说。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多少企业被处以罚金了呢?按照规定,监管部门只有对拒不停止销售的企业才处以罚款,“拒不整改的流通企业还是少数,基本上我们发了通知,他们就会把产品下架”。王颖介绍。

在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看来,上海的处罚力度依然偏轻,“当违法成本趋近于零时,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部分企业当然会继续选择过度包装,不去管什么环保、什么社会责任!”

两手抓

既要立法限制供给生产,又要引导需求形成简约风气

生产商屡踩“红线”,根子还在扭曲的市场需求。“买保健品的许多顾客是出于送礼的目的,只有过度包装才能称他们的心意,送起来也有面子。”陕西从事保健品行业20余年的朱先生坦言。

朱先生曾办过多次会议展销,通过健康讲座招徕顾客。“好的包装有着更强的说服力。”他说。

“只要追捧奢华的风气没有得到有效纠正,只要简约、环保的理念还没有普及,过度包装的现象就还会存在,商家追求最大利益的冲动就不会停止。”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夏国美认为。

但是,随着节约意识的增强,过分重视包装的观念也在渐渐扭转。在上海市质监局近期开展的过度包装社会知晓度调查中,全市17个区县的5012名市民接受了调查,结果显示,88.3%的受访者认为过度包装十分浪费资源,较3年前的数字大幅提高。

唐健盛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我觉得限制过度包装,归根到底还是要减少碳排放。政府应该用更科学的、更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去引导消费升级。”

他建议,立法推行强制性的碳排放环保标识,直接印在包装上,让消费者可以辨识不同包装耗材的碳排放量,从而将消费者的环保意愿转化为实际的消费行动,“通过需求侧的消费升级来促进供给侧的生产升级,这可能比仅仅限制生产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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