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月03日讯

3月3日起，中国进入“两会时间”，户籍改革、积分落户、城镇化等话题都是历年两会的热点。关于积分落户政策，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建议，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应明确承担的责任，如果是吸收更多外来人口的功能，就不宜把积分落户政策门槛定得过高。应该放开，让市场决定人口配置，让人口自由流动。

据中国网报道，两会前夕，记者专访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谈到积分落户政策，他建议，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应明确承担的责任，如果是吸收更多外来人口的功能，就不宜把积分落户政策门槛定得过高。应该放开，让市场决定人口配置，让人口自由流动。

大城市理应吸收更多外来人口

蔡继明说，我国目前的城镇化面临最大问题就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太低。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6.1%，但户口人口城镇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7.5%左右。二者之间相差18个百分点，这18个百分点乘以我国总人口，就是2.6亿农民工，他们进城了但没有户口。与城镇居民相比，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住房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别。

这2.6亿农民工进城不能落户，造成了跟着父母进城的子女大概有3000多万，我们叫做流动儿童。还有6000万留在了农村，叫留守儿童。另外，还有5000万的留守妇女，5000万的留守老人。

蔡继明说，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户籍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要尽可能尽快地让这2亿多农民工变成市民。我们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先解决1亿农民工及家属的城市户籍。这样从2016年开始，一年解决2000万农民工的落户问题。

那么这2000万农民工到底在哪落户呢？蔡继明说，现在的政策出现了偏差，应该说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理应越有能力吸收外来人口，为提高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做贡献。因为这些大城市有第二产业，有发达的第三产业，集中了大量优质资源，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科研，能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但现在恰恰是这些大城市又在限制人口。

大城市落户门槛不宜定得过高

“当然我不是一味地反对积分政策，任何一个城市也不可能无条件接收外来人口，城市公共服务也承受不了，财政负担也承受不起，它是可以有门槛的。” 蔡继明说。

但是，蔡继明不赞成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把进城的门槛定得过高。他认为，门槛过高会把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城市大门之外。这些大城市本身还有发展空间，没有所谓的天花板。

从全世界城市化进城的历史来看，只有对小城市有数量限制。小城市最小的规模得达到10万、20万，才能发挥最基本的城市功能。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对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限制人口规模。

蔡继明举例说，日本东京现在有3300万人口，而北京2200万人口。跟东京比，北京土地面积比东京要多出1000平方公里。北京的人口密度只相当于香港人口密度的四分之一。他说，北京拥堵只是因人口分布不合理，城市规划不科学，乃至大量的人口、商业、科研等各种公共设施及优势资源都集中到四环、五环以内。这些人又居住在五环以外，这样就必然形成早高峰、晚高峰交通拥堵。

再加上北京市的地铁，虽然从2008年奥运以来地铁发展很快，但要和东京比，北京的地铁只有四五百公里，东京是两千多公里。东京的人口多，机动车也多，它不像北京那么拥堵。因为大量城市居民出行走的是地下通道，走的是轨道交通，我们更多是集中在路面上。

“所以，积分制度可以实行，关键是要明确像这些特大超大城市，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它如果应该承担更多吸收外来人口的功能，那就不宜用过分严厉的积分制把更多的人口排除在城市大门之外。”蔡继明表示。

大城市落户政策应该放开 让市场决定人口配置

那么这些大城市应该实行怎样的落户政策呢？对此，蔡继明认为应该放开，外来人口只要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就要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有的待遇。比如在城市里工作6个月以上就算常住人口了，有稳定的工作，有纳税的记录，又有奉公守法良好记录等等。

“不要害怕人口过多，一旦人口过于拥堵，过于集中，人口是流动的。到那时人们自然就会从超大城市向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等城市、向小城市转移。要让居民自由选择，不是靠人为政策限制。北京指定2300万人口规模不能突破，这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人口的配置也是由市场来决定。”蔡继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