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雯 图：尹夕远 编辑：卜昌炯

如果不是为了看病，65岁的张贵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到北京——尽管这是他心中一直以来的梦想之地。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52号的北京肿瘤医院，是张贵和儿子张全本次行程的终点站。身患食管癌晚期的他，把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这家盛名在外的医院上。

从门诊大楼出来，沿着一条宽约四五米的小道向南走，经过一片正在改建为公园的小树林，能看见一排长约300米的自建房——破旧、简陋、拥挤，就像一个城中村，在周边高层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

张贵和儿子就临时租住在这里。一个大约10平米的房间，房费每天100元，比住宾馆便宜，而且此处距肿瘤医院不过三五分钟的脚程。

这里没有名字，也没有街道号，如果收快递和邮件，只能靠电话联系。在行政区划上，它隶属于海淀区八宝庄居委会。这里原本生活着一群不肯拆迁的居民，近年他们则把房屋租出去，做起了接待癌症病人和家属的生意。

张贵父子并非这块便利之地的唯一享用者。在这个没有任何旅馆标志的地方，聚集着数百家从外地来京看病的家庭。他们大都是已经确诊的癌症病人及其亲属，有人已在此住了一年半载，有人则刚刚入住。

疾病在折磨病人的同时，也损耗着病人家属。

在之前媒体的描述中，这里是一处孤岛式的存在，这也是“癌症岛”名字的由来。疾病把一群人从正常的人生轨道上剥离出来，最终聚集到这片弹丸之地。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压缩，一切都不得不以疾病为中心。

有人拿到检验单或得到医生的诊断后跌入深渊，有人燃尽了生命最后一丝火光。

偶尔，这里也会诞生一些好消息，有人从医生的话语里感受到了生的希望，有人因为病情缓解而决定离开此地。

到达

2016年2月22日，农历元宵节。这天张贵在儿子的陪同下，从“岛”里走了出来。他们决定找一家饭馆，把这个节过得稍微像样点。

张贵特地换上了一件藏青色的羽绒服、黑色的棉裤，戴着一顶圆顶灰色的针织帽。这个在甘肃酒泉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很少有机会来到大餐馆吃饭。然而，当他终于有机会坐进大城市光鲜的餐馆时，却只能喝一碗容易下咽的小吊梨汤。

3天前，他们刚刚来到北京。张全揣了10万块钱，他不知道能花多久。“花完了就回家。”张全说，父亲一辈子都没攒过这么多钱，身为独子的他拿出来给父亲看病时，还和妻子吵了一架。这些钱本来是给他的孩子到兰州去上高中准备的。

“我开货车，往返于酒泉和乌鲁木齐，一年能挣几个钱？孩子读书争气，总得好好供着，不然以后还和我一样开货车。可老爹这一病……我真是恨不得……记者同志，你能帮我反映反映这情况不？”张全说。

张全从兜里掏出香烟，刚点着，服务员就过来阻止。他看了服务员一眼，把打火机往桌上一砸，转身去屋外抽烟。

“过了半晌，他才又说话：“都是命，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临死了，上北京来一趟，给这辈子花点钱，也算了了。””

“来北京肿瘤医院治病的人，有谁是带着100%的希望来的呢？”同一天，来自山西大同的25岁青年王明告诉《博客天下》。

他圆脸，中等身材，穿一件已经起球的彩色条纹毛衣和一件棕色皮衣，刚刚为母亲办完各项检查手续，终于有空可以在北京肿瘤医院门诊大厅的椅子上坐一会儿。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依靠一辆10万元的代步车，多达30次地往返于家乡和北京之间。虽然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父亲也健在，但家里的大小事儿都是他在拿主意。

王明大专毕业后在西安从事建材生意，每月能赚6000元，平时很忙，只有在春节时才会回家。相对于留守的家人，他见过更多世面。2014年11月，母亲查出肺癌后，他孤注一掷带着她来北京看病。

但即便做好了所有心理准备，当他和母亲第一次站在人潮汹涌的北京肿瘤医院门诊大厅时，一种大城市的陌生感和对死亡的恐惧还是袭击了他。

他把母亲安顿在椅子上后，跑到医院的卫生间洗了一把脸——只有自己知道，刚到的第一天就哭了。他问自己：“我怎么就来了这儿呢？”

此后，和母亲说话，王明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睛。“癌症”两个字是他和母亲之间的禁忌，他从未亲口告诉过母亲病情，母亲也从没和他确认。

安徽安庆人吴闯和他的母亲第二次来北京。去年年底，他们曾在北京肿瘤医院待了一个月。大医院的人满为患和漫长的排队挂号、检查、化验、诊断程序让吴闯感受很深。有时候如果错过了某位专家医师的出诊时间，就必须等到下一周。这个在小县城生活了45年的中年人忍不住叹气：“在我们那儿，这些事儿半天就能搞定。”

但他已经不信任小县城的医术了。因为误诊，他的母亲在第一次做检查时没有查出肝部肿瘤，再到医院时，已经耽误了两个月。

等待

从卫星地图上看，张贵、王明、吴闯等人临时栖身的“孤岛”，紧邻东西向的永定河引水渠，位于一个狭长的、尚未完全建成的公园中央。

在“孤岛”和左侧公园之间有一块空地，地图上唯独这个地方是有名字的——应急避难场所。这意味着遇到危险的时候，附近的人应该在这里等待救援。

生活在孤岛的人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等待中度过。病人在等待化验结果、等待医生出诊、等待手术；家属在等待病人情绪好转、等待老家的筹款、等待医生口中依稀可辨的好消息或坏消息；房东或二房东则在等待租户每一天的房款，以及即将到来的新的客人。

就连屋外堆积的垃圾也在等待。这里的大多数生活垃圾无人打扫。生活在这里的人已习以为常，他们有一种视而不见且知足常乐的精神，大多数的房间都见不到阳光，这只是倒霉蹭蹬的一段岁月所要吃的苦，没人准备以这里为家。

居民区附近有三家店铺。一家售卖水果和蔬菜，一家做房屋改建，一家是约有15平方米的“肿瘤精准治疗”店。

后者的店主是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妇女，她的名片上写着某医院“曾主任”，自称所在的医院位于北京昌平区。每当看到有人绕过门口的电线杆翻阅她的治疗资料，她就会从玻璃门中探出脑袋，招呼人进去。官方文件里提到这样的人，一般用“医托”。

她津津乐道每一个曾经靠其治疗手段延长生存期的案例，并且不无自豪地说：“在北京，协和、北肿都是名气大。外地人到北京来看病，总是要去大医院，好像不去大医院晃一圈就不死心。还不是为了在亲戚朋友面前有面子，也给自己和患者心理安慰？中国人好面子，但你说是要面子还是要疗效？”

来找她的多是濒临绝望的人，很可能已经在大医院无力回天，怀着最后的侥幸来到这里“死马当活马医”。

租房广告单上的“北京孙老太太”是一对老姐妹，几年前她们看中这里的商机，租了几十间房屋当起了二房东，转租给北京肿瘤医院的病人。每天，她们或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往返于西钓鱼台地铁站和肿瘤医院之间，或是守株待兔等在门诊大厅外面。在她们眼中，出现在肿瘤医院周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客户。“不是病人或是病人家属，谁会到这个地方来啊？”其中一个人说。

和“北京孙老太太”不同，同在此地经营租房业务的金雪梅是外地人，来自江苏宿迁。招揽客人、在肿瘤医院发住宿信息也是她一天的主要工作。

去年两个外媒记者以“癌症岛”为题报道了这片区域后，当地自建房的房东以及二房东们对媒体产生了极大的敌意。金雪梅说出了他们对媒体反感的原因：“你说把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癌症岛，多不好听啊？谁还愿意上这儿来？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意造成影响。你说在北京，别说三环了，就是五环内，地理位置又好又方便的旅馆，哪个不得两三百？我们这一百，有时一百都不到，给了人多大便利啊？”

她戴一条亚历山大·麦昆窟窿围巾的仿冒品，穿着生硬的皮草，一边折叠着刚洗净的床单，一边发着牢骚。她很多年前就来到北京打工，从事现在的工作已有四五年。减去从上游租房的本金及雇佣清洁工的费用，她每租出去一间房屋每天能赚40元左右。

吴闯和他患病的母亲就住在金雪梅的房子里。在这里，租户大都过着几近相似的生活：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一扇没有阳光照射的窗户，一台21英寸的彩电。若多花点儿钱，可以享有独立的、可以洗澡的卫生间。

大多数人之间并不相识，也缺乏认识彼此的兴趣。如果不在医院，他们情愿留在旅馆里看电视或者玩手机。这里的旅馆基本都能提供网速还不错的WiFi。

异乡

为了节省费用以及配合病人对饮食的特殊需求，一些病人家庭选择自己买菜做饭。每层楼都设有公用厨房，每个房间还配置了一个小电饭锅和热水壶。

吴闯对北京的水质很不信任。他指着热水壶中一层厚厚的白色水垢说：“我来北京的第一天，一喝水就拉肚子，我母亲也很不舒服。”此后，吴闯的生活费中多了一项支出：每天一桶4升的、价值8元的纯净水。

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吴闯都会步行到附近的超市买菜。以前在家，他从不下厨，现在他对烧多少米放多少水这项技能掌握得炉火纯青。旅馆提供公用的冰箱，但他更喜欢将酸奶、蔬菜袋子系在走廊的窗户上——“北京的暖气太暖和了”。

再次来北京时，他在天气预报里看到北京零下七度，就在大包小包里塞了3件羽绒服和一条羽绒裤，结果完全没派上用场，大部分时间，他和母亲都待在暖气充盈的室内。他懊恼自己没带对东西。

这一天，山东济南人马先生也很懊恼。他已跑遍了北京的医院，但北京肿瘤医院还是第一次来。下了高铁后，他拿着十来张在别的医院拍的片子直奔这里，却在挂号时被告知要患者本人的身份证号及身份证复印件，就诊的实名制被看作是阻挡号贩子的一道屏障。

马是一位基层公务员，他的妻子去年患上了乳腺癌，做完手术之后仍需要大量的康复治疗。他刚想给妻子打电话，发现5年前买的诺基亚手机欠费了。

在医院外面转了一圈，他都没有找到充话费的营业厅。他谢绝了记者通过手机支付宝为他充值的提议——他对互联网的实用功能表示了极大的怀疑——找了半天，终于在一家彩票店买到一张50元的电话卡。

等匆匆回到门诊大厅，在专家门诊表上找到想咨询的医师时，他发现已错过了医师的门诊时间，这意味着他需要在这里等上6天。

他叹了一口气：“反正也得等身份证复印件。”走出门诊大厅，他拿到了1个小时内递过来的第9张住宿卡片。

2015年春节，王明一家人是分成两组过的。母亲在除夕的前一天才做完化疗，身体虚弱，无法坐车，只好滞留北京。当时，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赶了过来，家里就剩下父亲和另一个姐姐。

他们在附近短租了一个60平方米的公寓过年，还买了一副对联贴上，几个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包饺子，做的都是母亲爱吃的菜。

看起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实际上都心照不宣。母亲病情复发的这段时间，王明感觉每天都活在真空里：早上无意识地起床、去医院、照顾母亲，在母亲口渴但又不能喝水的时候用棉签蘸水帮她润嘴唇。他清晰地记得前年除夕吃的是荠菜馅的饺子，但2015年除夕吃的饭、做的事情都忘了，他觉得自己完全是在履行过节的义务。

除夕晚上9点，母亲睡着之后，他独自一人在马路上游荡。他漫无目的地走，不看路标，甚至不看红绿灯。过年的北京大街和他一样，有一种很难言传的落寞。

以前王明从来不会想生死的事儿，可在那一刻，他觉得人生很虚无。凌晨1点，他看见烟花在这个城市的高楼间绽放，心里感叹：“这里就是北京啊。”

圣地

出租屋门外贴满了“代办门诊住院票据”、“代办病假条证明”一类的纸片，提醒着屋里的人疾病的存在。

不过，他们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方法抽离。这里的墙上还能看到另一类纸片——某旅行社的“京城休闲一日游”。

在旅馆做保洁的刘女士介绍说，这是她旅行社的亲戚组织的旅行团，如果想去，她可以帮忙打折，“很多人回去后就不会再来了，所以回去之前可以在北京玩一玩，哪怕拍张照也好”。

很少有人是身体转好后欢天喜地出去玩，大部分的人都是趁着身体还行，走走看看。

来北京之前，张贵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成都，去年3月，他曾去那里看过病；去成都之前，他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酒泉市区。北京在他心中一直是一个精神图腾般的存在，1989年第一次在电视机上看到天安门之后，他就想着什么时候能专程跑去看看。

眼下是他距离梦想最近的时刻。“等我治得差不多了，我就能去天安门了。”张贵说。

“儿子张全也称：“不管怎样，到时候离开北京之前，都会带他去看一眼，哪怕只能在长安街晃一圈，也算是没有白来一趟。””

张贵的耳朵已经不灵光了，儿子说这句话时，他仿佛没有听到。

带母亲到北京看看，也是王明从小的心愿，“没想到第一次带她来是为了看病”。母亲生病后，王明经常十天半月地向公司请假，从西安到大同，从大同到北京。

在北京，他已度过了最厌烦的一段时间。一次和一个山西老乡在医院外面抽烟时，得知对方妻子才到北京3天，就被医生下了结论：回家吧，该吃吃，该喝喝，没必要留北京了。这对他触动很深，让他突然意识到“活着”的可贵。

相对而言，王明觉得母亲是幸运的，在医生下达“下次不用再来”的判决之前，他们依然有着渺茫但值得为之奋力一搏的希望。于是，这里的雾霾、这里的堵车、这里的种种恶劣情绪，他心甘情愿照单全收。

“没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了。”他说。

告别

流动的病人，铁打的金雪梅。

很难统计二房东金雪梅这些年见过多少癌症病人，即使估算也很困难。在她眼中，这群人除了姓名、年龄、籍贯不同，其他的没什么区别，一样愁苦，一样疲惫，一样心事重重。

有时候看到病人困难，交不上房租，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再优惠十几、二十元钱——这差不多是他们在北京一天的伙食费。

“治不起了，能怎样呢？问亲戚朋友借，今天借五百，明天还能借到吗？而且，借到什么时候才有钱还呢？所以没钱就只能回家呗。”金雪梅说。

她听闻去年医院附近发生过一起跳楼事件，一个患有癌症的老太太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后被家人遗弃，出于绝望，从7楼跳了下去，但没死成，又被家人接了回去。

她对一个19岁的河北女孩印象深刻。对方长着一张白白胖胖的圆脸，每次见到金雪梅都会喊她“阿姨”，可没过多久，得了黑色素瘤的女孩就被医院宣布了“死刑”。这种恶疾因《非诚勿扰2》而被多数中国人熟知。女孩回去的那一天，金雪梅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

有的人也会向这座城市的其他医院寻找机会。北京肿瘤医院之外，还有两家医院挂着肿瘤的招牌，龙潭湖畔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和解放军307医院，医科院肿瘤医院有专门的看片子中心，挂上300元的特需号之后，来自外科、放射和内科医生可以不见患者只看外地医院的片子，然后给一些可能的建议。协和、301和北医三院等综合性医院也是可以求助的地方，不过人们往往出击一番之后还会回到开始的地方，因为各家医生的建议，基本大同小异。从一个孤岛奔向另一个孤岛，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岛”上的人很少谈论死亡，这是他们最为忌讳的事情，但死亡很近，在这里循环往复地发生。

吴闯记得母亲住院时，隔壁病房有一个从黑龙江来的40岁的胃癌患者。他长得白白胖胖，看上去有一副结实的身板，实际上已是空壳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被担架抬上了车，旁边是他白发的父亲，眼神里灌满“绝望、悲伤”。

吴闯说，经过治疗和诊断，他的母亲现有30%的存活率。在肝癌患者中，这属于情况较为乐观的一种。他尽量不去想剩下的70%，觉得难过时，他就努力把自己塞进诸如“中了五百万彩票”一类的虚拟快乐中。

不到30岁的王明也在这里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死亡是怎么回事。那是母亲隔壁病床的一个老大爷，前一天晚上讲话还铿锵有力，第二天早晨就不省人事。医生问家属“拔不拔氧气”那一刻，王明知道，老大爷已经走了。家属在病房里哭成一片，所有人都开始跟着流泪。

北京冬天的风穿街而过。每天夜晚，从北京肿瘤医院回到住地，王明都要裹紧衣服经过一条漆黑的小路。路边有一家寿衣店，门口的电子招牌在夜色中闪着蓝色的荧光。

王明说，母亲生病之后，他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他依然非常抗拒看到任何与出殡相关的字眼。对于“肿瘤”、“癌症”这两个词，他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心绪。一方面，他会搜集很多跟肺癌有关的医疗信息，另一方面，他又极其害怕看到这几个字，觉得它们“扎眼”，有时候在电视里看到这些内容，会立马换台。

在他们的住地，一些房间窗户上常能看到一些很夸张的报纸广告：治疗癌症的特效药马上就要被研制出来了。而就在采访进行中的某一天，一则“癌症治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新闻被广泛传播。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年会上，意大利科学家称他们已经研制出一种能预防疾病的革新性癌症疗法：他们对免疫细胞进行了遗传处理，使其能提升人体天然的抵抗力对抗肿瘤，并像疫苗一样，终生为人体健康保驾护航。

“或许等得到，又或许等不到。”王明相信，总有一天，在疾病面前，人类可以不再束手无策，“就像太阳总会升起。”

（应受访者要求，王明、张全、张贵、金雪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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