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股市异常大幅波动让量化投资创造了一个抗跌神话,不过在股指期货等措施收紧之后,量化投资的诸多“武功”大打折扣,不少机构收益能力更是大幅缩小,从年化100%直落到10%,甚至更低。鉴于股指期货等措施解禁尚未有时间表,量化投资机构普遍进入“过冬”思维,降低收益预期,缩减资产管理规模。不少机构在一边增加其他的策略的同时,亦将目光投向债券、期权市场甚至海外A50ETF。
量化策略基金业绩下滑
“我基本把对冲策略的产品在去年就全部清算了,监管加强后,原来的对冲策略、套保策略就不太好用,限制比较多。”深圳一家50亿元规模的私募坦言。
事实上,一些仍在运行的私募基金业绩也大不如前。格上理财数据,2015年6月15日至7月3日期间,上证指数下跌接近30%。仅6月单月,私募基金逾6成收益告负,470只公募普通股票型基金中仅14只上涨,最大涨幅仅3.17%。但是量化对冲基金却表现出超强的“抗跌性”,私募量化对冲基金整体下跌只有2.3%,其中约50%获取正收益。不过纳入统计的相对价值策略(主要指阿尔法策略和套利策略)基金去年前6个月的月均收益在1.31%-5.46%之间,但7月以后的月均收益基本徘徊在0%附近,最低为9月的-0.01%,最高为12月的0.91%。
“业绩要分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是股指期货被限制以前,2015年9月份以前,我们主要策略是以股指期货套利,2015年以前每年收益率120%,最大回撤2点多。2015年我们的收益率大概是70%、80%。”深圳市盛冠达资产投资总监黄灿说,“股指被限制以后,我们公司旗舰产品5个月时间,收益率4%-5%左右,回撤有1%、2%。”
因诺(上海)资产投资总监徐书楠表示:“2015年3月-9月年化收益104%,最大回撤是2.2%,是基于市场行情非常好,市场波动非常大,行情非常给力。9月份到现在,收益大概是10%几的收益,最大回撤是1%左右,收益肯定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套利和阿尔法这两类策略,风险都变得很高,而且也基本上不能贡献稳定的盈利,所以会受很大影响。”
“量化”有力无处使
造成业绩下滑的原因,仍在于监管方面诸多的收紧。浙江量道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余晓锋说,“一方面是股指限制,还有基金对程序化接入的限制,就像把武器直接放下了。”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总经理詹海滔认为,如果目前仍把握基差做完全中性策略,那么实现15%—20%的年化收益就是“奢望”,但若想实现这个收益水平,就必须得接受更大的回撤或波动。“与2015年不同,今年是风险和收益匹配的正常年度,尤其是量化对冲领域的机会不多,无论阿尔法、套利、对冲还是其他特殊策略,风险都无法预料。假如要求高收益,你的风险或波动一定会加大,除非降低你的收益预期,你的波动才能降下来。”
因诺(上海)资产投资总监徐书楠表示:“其实股指期货的政策造成的影响最重要是两方面,一是限制手数,这个基本上把市场里投机限住了,在没有投机的市场肯定是长期负基差市场,这就造成第二点影响长期负基差,如果股指期货不放开,这个市场就会长期维持一个负基差,同时这种现象也会传导到非常多跟股指相关的一些品种上。”
负基差的背景下诸多策略会失效。“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跟股指期货相关的一些策略,套利、阿尔法等策略,肯定会受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就要准备好过冬,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已经准备好过冬了。”徐书楠说。
北京涵德投资总经理秦志宇亦表示,“因为股指期货基差,再加上一些交易规则上的限制,现在做对冲类的策略要找到一个好的对冲工具,相对会比较困难。”此前,套保策略是不少股票类私募敢于持仓的原因之一。而格上理财研究发现,遭遇极端行情仍能成功保命的私募机构,其中一个方式即是灵活运用对冲策略:在面临系统性风险时,运用股指期货进行对冲作为风控方式。
机构等待破局
除了等待政策放松之外,不少机构还寻找其他的策略,以“过冬”。在面对相关政策受限的背景下,量化投资机构普遍进入过冬思维,并开拓其他策略,比如改变阿尔法的底层结构,亦有机构控制产品规模,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比如增加策略,浙江量道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余晓锋表示,“目前我们主推两大系列,一大系列是CTA类产品,商品期货+股指期货,还有一类是CTA加阿尔法多策略的组合,从2月15日开始运行我们第一个阿尔法+CTA+股指三大块多策略产品。”
北京涵德投资总经理秦志宇则表示,他们其实也在尝试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有券商为券池做对冲或者找海外的A50ETF,这些品种都在做尝试,尽量试一试,丰富策略和手段。此外增加产品线也是不少机构的思路。泓信资本董事长兼投资总监尹克表示,“我们是争取做到不同资产的覆盖,产品线相对来说也多一些,包括债券产品,包括股票量化对冲的产品、期权套利产品、多策略产品。”
此外,债券市场也有机构关注。泓信资本董事长兼投资总监尹克表示,参与债券市场的量化交易资金相对较少,其超额收益的空间较大。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特别像,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半高估一半低估。基金管理人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量化多因子模型,找出这些被低估的债券进行操作,然后等待市场收敛。
有机构则采取缩减规模的方式。浙江量道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余晓锋透露:“我们公司为了适应新政的变化,一方面在产品规模上做了一些调整,尽量把产品控制在3000万元到8000千万元以内,如果做多策略,三大部分策略,差不多每个都会配置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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