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王勇撰文指出，对中国GDP增速的预测数值的本身可能已经包含了他们对预期政策反应的考虑，如果不考虑预期政策变化，这种预测值的方差可能会更大；而且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不容乐观的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现在GDP增速每增加0.1%的难度可能要远高于10年前。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日前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在的访谈中，批评国内有将中长期的经济趋势问题混淆于短期波动问题的倾向，说中国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就是经济一旦下行民间就催促政府出台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以求“搭便车”。他质问道：“既然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全都指望政府出台各种刺激政策呢？”他进而主张要回归市场，发挥企业自身的调节与创新能力，因为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短期经济周期的问题。

　　这篇访谈，笔者读后受益匪浅。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从先前的工业化逐渐走向“去工业化”的结构转型，面临着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逐渐切换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面临着从先前的双轨制渐进改革向市场单轨目标靠拢的深水区的制度改革，当这三个转换过程同时进行时，经济就特别容易出现不稳定，而此时的波动就往往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周期性的短期问题，而更多地是增长与发展中的中长期结构性调整的趋势问题。因此，笔者非常认同钱颖一批评那种将中长期的增长与发展的问题误认为短期波动问题的错误倾向。另外，笔者也非常赞同钱老师的呼吁，即中国要回归市场、坚持市场化、民营化方向的经济改革，要给企业更多的自由，而不是加重税收等负担，或是加强对市场准入及运营过程的管制。这个大方向在当前的国内形势下尤其值得强调，不能动摇。

　　然而， 笔者觉得钱颖一发言中也有值得斟酌与探讨之处，特别是他批评民间（包括一些学者）经常一面对经济减速压力就呼唤政府帮忙，敦促它立即出台财政与货币的刺激政策。这样的批评声音在中国国内学界颇为常见，比如许小年教授亦持此观点。笔者以为这种批评似有以偏概全的不妥之处，故不揣浅陋，撰文商榷，并同时阐述对其他相关问题的拙见，求教于各位方家。

　　回顾过去35年，当中国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常常也是某种结构性的制度或政策变成显性遏制增长的瓶颈约束。若正好同时还受到外生的短期负面冲击，这些冲击会让这种制度结构的遏制约束显得更加突出。此时，正因为民间或市场的自发力量已经无法绕行回避制度约束，处于非常无奈的境地，所以政府就必须应该采取行动，改革放松这些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责怪此时此境下民间与学界对政府的“有为”的期待。按笔者的理解，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所提出的“有为政府”，其“有为”不仅包括伸出手去拯救市场失灵，还包括政府下定决心把不该管的手缩回来，把已经存在的不合理障碍扫走，简政放权， 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也就是将自己“瘦身”。后者同样需要官员的魄力、智慧、担当，所以不能将“有为政府”片面错误地理解为“干预市场，做大政府”。要达到钱老师说的向市场的回归，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就必须要求政府是“有为”的。如果此时政府受到外界批评而畏手畏脚地不作为、怠政，那政府官员当然省事，可是经济就会卡住不动。

　　众所周知，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中所说的经济波动是由外生全要素生产率的短期波动造成的，市场已经是处于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以该理论主张政府不作为。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正如钱老师讲的，经济的下行不是一种短期问题，所以“政府不干预不作为”就不再是符合经济效率的最优选择。那么该如何作为呢？政府此时有两种选择：要么对相关的制度政策进行“刮骨疗伤”式的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将最具遏制性的制度约束放松，要么采取短期的反周期宏观政策。我们知道，传统的教科书式的反周期刺激政策有时治标不治本，但因为不需或较少涉及人事制度改革及对跨区跨系统的利益进行卡尔多式的再分配，所以短期内容易执行，通常见效也快。如果反周期政策掌握得好，就可以起到止疼药和麻醉剂的效果，可以缓解深层次制度改革的切迫性和疼痛感，并为其营造更好一点的宏观就业和社会稳定的环境；但若掌握得不好，麻醉药的剂量过了，则非但可能会让政府产生麻痹思想，严重拖延了深层结构改革，而且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原来的结构性的病症。当整体经济面对很紧的下行压力时，尤其当其他相关国家也在同时经历衰退时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宏观刺激政策这剂药就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拿捏分寸，把握时机，如何执行的问题。IMF的何东博士认为，从理解中国的总负债与GDP之比的角度，要分析分子与分母，就必须在反周期政策与结构性政策之间掌握好平衡。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不能因噎废食，必须得做。而要提高做好的概率，就需要同时加强官方政策机构与民间独立智库的科研实力，包括在研究性大学中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础性研究。尤其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不应该全都只“冷眼”批评而不积极给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否则就是逃避责任。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教科书中的发达国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不同的。比如，颇为引人争议的是关于硬件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政策。一般而言，在那些硬件设施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投资是具有生产性的长期投资，所以它与基础设施齐全的发达国家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太一样，更不是“挖洞填洞”式的浪费，这也正是林毅夫教授经常提到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当然，这种财政政策对于现在的中国是否仍旧能发挥“超越凯恩斯”的效果，就取决于目前的硬件基础设施是否已经饱和，亦即这些公共投资的长期贴现的社会边际收益率是否已经等于或者低于社会边际成本，这是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但毕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提前假设从一开始就是与发达国家一样是饱和的。

　　再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民间对它的呼唤常常是因为金融制度结构的扭曲。民间知道结构改革很难短期内实现，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国家多发总量货币以期待能从“制度缝隙”中多漏出一些货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中国货币政策本身也常常是内生的、被动的，比如以前较长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为维持较低的固定汇率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外汇占款主导了。如今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贸易顺差的下降以及外汇储备的减少，央行的货币政策主动性有所增强，但却依然是被扭曲的，主要因为央行不是像美国那样相对独立的。比如对应到国有商业银行，它们的有些贷款是定向到某些具体产业的，例如扶助“三农”，而且对存贷比的要求和监督执行的力度，以及征收的利率也都是歧视性的，所以表面上的货币政策，实质上执行的却是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功能——笔者认为，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没听说过，在标准教科书中也是根本没有的，属于中国特色。正因为民间对于货币政策的这些特殊功能形成了预期，因此对货币政策的呼唤其实也是在对这些功能的呼唤与期盼。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认为，在目前世界各国普遍汇率贬值刺激出口的情势下，中国的央行就应该顶住舆论压力，进一步增发货币，调低市场利率，为国内企业的偿债减负，并为出口创造成本优势，以保全大批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中国企业家。

　　最后，必须要说说增长目标的设定问题。如果政府将增长目标定得过高，那就容易内生地造成过度使用刺激性的宏观政策，进而导致经济中更大的扭曲和效率损失，这是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担心，非常有道理。根据凯恩斯的模型，这样的增长目标既使实现了，也不稳定，还会导致经济有通胀的压力，必须不断地采取刺激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方才有可能将这种超过自然增长水平的状态维持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政府将增长目标定得过低或者甚至不定目标，又会怎么样呢？这不仅将会导致经济短期内有通缩的压力，而且政府更容易有理由“不作为”，丧失了咬牙闯制度改革深水区的必要激励与压力。而剩下的制度改革，若中央政府自己不下大决心，就几乎不可能完成，长期以来比较有效的以维持高增长率而产生“倒逼式”改革的动力机制就可能瘫痪。所以，要把握好宏观政策的度，首先就需要设定比较合理的增长目标。据北大国发院黄益平教授的观察，目前很多中国的专家学者对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个人预测都介乎6%到7%之间，似乎差别不大。但是，笔者认为这些预测数值的本身可能已经包含了他们对预期政策反应的考虑，如果不考虑预期政策变化，这种预测值的方差可能会更大；而且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不容乐观的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现在GDP增速每增加0.1%的难度可能要远高于10年前。如果，当前中国刺激性宏观政策频频被使用的根源在于政府制定了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自己给自己出这么难的考试题？仅仅是因为观念与认识上的偏误，还是因为有着更加深刻的制度原因？这个问题就留给各位回答吧。

　　注：本文来源于FT中文网，文章仅代表作者看法，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作者感谢林毅夫教授、黄益平教授、何东博士、王红林博士与陈秋霖博士的评论，很多观点也直接受到韦森教授、牛慕鸿博士与李斌博士的相关讨论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