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纽约时报》披露，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在国务卿任上曾以私人邮箱处理公务，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希拉里使用同一个个人电子邮箱，本来只是为了能随时、便捷地接收来自公、私各方的讯息，“只是为了工作方便，我以为这是合法的”“我使用私人邮箱是得到国会批准的”。一些国务院雇员也认为该电邮系统时常在邮件写到一半时就停滞不动；美国法律规定国务院工作人员的通讯记录都应当存档，可这一存档功能不灵便，希拉里也认为State.gov电邮系统的秘密存档功能晦涩难解。

　　如果希拉里并未竞逐总统宝座，此事恐怕只相当于我们没有使用学校或公司提供的电子邮箱。希拉里选择性使用邮箱，甚至任上从来没有登录过国务院的邮箱账户——其邮箱系统是由克林顿基金会运营的，有人担心黑客入侵后可能盗取邮件往来记录，进而泄露国家机密。剧烈的党派之争下，电视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纽约地产巨子、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对她连环炮式的各类攻击，比如，“这个女人已经犯法，现在居然还想竞选总统？”

　　不论特朗普怎样出言不逊，谁都无法否认，一旦野心勃勃的希拉里真能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她的故事一定会载入史册。最早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生活的英格兰移民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几百年后，他们的子嗣竟然可能迎来一位女总统。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家凯斯林·布朗提醒我们，在早期北美殖民者的观念中，女性天然臣服于男性，因为女人善变、禁不住诱惑、情绪危险而不稳定；“女人、野人、吉普赛人、非欧洲裔的种族、孩子、流浪者以及动物”都需要白人男性的驯服和看护，女人“泼辣、多欲、缺乏理性而且性情多变，不具备管理政府的能力”，这是16世纪英语世界人们的共识。即便在伊丽莎白女王即位之后，类似看法在英国依旧盛行。

　　为了抑制类似言论，伊丽莎白女王雇用写手，宣扬她绝无仅有、雌雄同体的性别特质，以及作为处女的纯洁与神圣。被人比作圣母玛利亚的她试图塑造那种超自然的、智慧与圣洁的形象，掩盖她作为寻常女性善变的本性，她所选择的格言是”semper eadem”，意即“永远不变”。为了这一承诺，她选择了独身，1558年宣告：“我早已选择了我的夫君，他就是英国。”而她的孩子是全英国的子民。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以“弗吉尼亚”命名，便是为了纪念这位始终保持独身的神圣女王。这折射了400多年前女性为成就一番事业而不得不作出的牺牲。

　　伊丽莎白女王式的困境在今天早已无法想象，希拉里当然不必再为类似的性别歧视困扰，更不会屈从于传统的家庭伦理观而躲在丈夫身后。婚后，她并不愿意从俗改用夫姓，坚持自称为希拉里·罗得汉；以“第一夫人”出现的那几年，她似乎也不像其他第一夫人那样本分，而是骄傲地在纽约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中胜出，成为该州第一位女性议员。希拉里是在喧嚣的民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她本科毕业于“宋氏三姊妹”曾就读的卫斯理学院，大三时就曾组织同学游行罢课，据说那时她的一些同学就相信希拉里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在民权运动轰轰烈烈的舆论声潮中，“女总统”并不像是天方夜谭。希拉里念完本科就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在那里结识了一名叫“比尔”的男生。希拉里不需要永远当处女并用拉丁语宣誓“永远不变”，她的困境从来都不在于性别，而在于她逾越了泄密的雷池，为求通讯便捷而忽略了必要的安全程序。技术已然彻底改变了政治的游戏规则，这些技术时代特有的通讯安全问题，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同样难以想象。

　　希拉里的“电子邮件门”，让人不禁想起美国史上“帝王般的总统权力”所遭遇的那些并不光彩的事件，比如1972年6月的“水门事件”。当时，刚刚结束访华的尼克松总统遭到国会弹劾，因为有人发现他在办公室内安置录像器，秘密录下了一系列私密的谈话内容；尼克松还在一些部门办公室的电话里安装了窃听装置，秘密地将所有白宫里的通话进行录音备份。尼克松最初拒绝递交相关录音带，后迫于国会压力而不得不公诸于世，录像带中他谈及自己不遗余力竞逐下一届总统的出发点，竟是想要“惩罚我的敌人，回报我的朋友”。此言一出，举国哗然。面对被弹劾的压力，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宣布辞职。

　　尼克松当年对公共事件频繁的暗箱操作，以及他为求连任而不惜一切手段的做法，更符合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宣扬的主张，却与196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格格不入。尚未从冷战思维中走出来的尼克松，仍试图主掌当时的局势，过于信赖精英层面的秘密外交与秘密决策，其思维和处事逻辑最终当然不为1960年代以来的美国民众所接纳。

　　但是，希拉里与尼克松截然不同，她并未监听他人言论，只是没有将自己的电子邮件纳入庞大的国家安全监控体系之中。美国每年耗费2000万美元以监控民众的电子邮件、语音对话、视频照片，互联网巨头如微软、谷歌、脸书、Youtube、Skype、苹果等全都参与到美国国家的监控计划之中，这也是前FBI雇员斯诺登在向《卫报》与《华盛顿邮报》 披露“棱镜计划”时试图向整个世界披露的。然而，在回应民众质疑时，现任总统奥巴马曾提醒国民，隐私与安全是一个矛盾体，“在完全享有隐私的同时，你的安全可能会出现问题。”在经济高速运转的全球化时代里，信息成为一切有序运转的核心要素，如何保障信息安全特别是社会和经济的有序运转，对政府是一个巨大考验。

　　相关规则并不是儿戏。即便在美国高校内，助教和老师不能随意公布学生成绩，或将其成绩以电子邮件等形式传递。按照美国国会1974年颁布的《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条例》，类似行为侵犯了学生隐私权。考试成绩只有学生本人有权了解，合法监护人在孩子18岁以前可以过问，一旦成年后便无权了解孩子的考试成绩及其他各类学校信息。学生也有权拒绝向教育机构透露自己的一切信息，校方只能查询其通讯地址，而无权查询其具体成绩及课程表现；一旦学生选择拒绝透露其通讯信息，该信息便成为隐私，任何人都无权查询。考试成绩尚且不能通过电子邮件互为传递，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当然更是如此，这也是美国国会要求国务院任何通讯往来必须进入安全系统备份的原因。

　　希拉里的私人邮件往来中，有几封已涉及高度国家机密，并未进入安全备份系统，甚至已可能被转发到别国。有人在电视节目里毫不客气地评论道，“作为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知法犯法，实际已然犯下重罪。”许多人认为一个真正享有言论自由与创造力的健康社会，不能容忍任何限度的对个人隐私的侵犯；然而，也有人相信奥巴马的主张是对的——如果没有法律的管制，个人自由无从谈起。而在互联网时代里，所谓管制就是警察局和监管部门无穷无尽的监听，人们的一举一动实际都在政府的监控之下。

　　究竟是希拉里犯下重罪，还是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权力过于膨胀？信息记录和储存究竟是监听，还是偷听？国家的信息监控是否具有合法性？又该由谁来扮演国家的角色，享有上帝般一览无余的权力？目前仍在俄罗斯的斯诺登，究竟是美国的英雄还是叛徒？这些问题见仁见智，值得我们长久思考。(邢承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