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上议院议员Robert Skidelsky撰文指出，而虽然贸易关系日益政治化，我们的领导人却在敦促我们做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准备，并且很少有人质疑通过自动化削减成本的好处。在这两方面，政客都试图迫使渴望安全的不情愿人群作出调整。这一策略不但是绝望的行为，也是虚妄的。因为，显而易见的，如果地球想要保持宜居，那么经济增长的竞争就必须让位给生活质量的竞争。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巴黎恐怖分子屠杀事件再次突显，21世纪上空的阴云。危险与日俱增，目前的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预言并不真实，但一致的出发点应该是减低期望。英国市场研究公司Ipsos MORI社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在西方大部分国家，下一代人将享有更美好未来的假设已不复存在。”

1918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如今，“没落”一词已成为禁忌。我们的政治人物用“挑战”来取代它，而经济学家的说法则是“长期性停滞”。语言在变，但西方文明时日（和金钱）不多的观点却没有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普遍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对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反应。但更令人信服，民众也开始明白的原因，是西方未能在苏联解体后建立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来让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持续下去。

这一失败的最重大例子，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爆发。恐怖主义本身并不是对生存的威胁。带来灾难的，是恐怖分子来源地国家结构的崩溃。

伊斯兰世界拥有16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3%。一百年前，它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区之一；如今却是最暴力的。这不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89年文章《历史的终结》中预见的“外围”问题。因为大规模难民的涌入，中东的失序正在冲击欧洲的心脏。

这一人潮的迁移和亨廷顿所预见的“文明的冲突”没有什么关系。真相更通俗的认知是，昔日维持伊斯兰世界和平的奥斯曼、不列颠和法兰西帝国分崩离析后，一直没有出现稳定的继承者。这主要（尽管不完全）是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过错。在帝国主义垂死挣扎时，他们人为地建立了许多日后注定要解体的国家。

他们的继承者美国做得并不比他们好。我最近看了电影《查理•威尔逊的战争》（Charlie Wilson’s War）。影片讲述了美国如何武装同苏联对抗的阿富汗圣战组织（Mujahideen）。在影片末尾，美国昔日保护的组织演变为塔利班，而为他们提供资金的美国政客威尔逊说：“我们大获全胜，但也搞砸了结局。”

“搞砸”是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军事干预的一个永恒课题。通过直接派兵或武装反对组织，美国部署具压倒性优势的火力，在摧毁当地政府结构后抽身离去，任由这个国家自身自灭。

美国的决策不太可能体现什么理想的世界观，即认为消灭独裁者和建立民主是一回事。事实上，坚信理想结果必定产生是一个必要的谬论，只是用来掩盖不肯坚定、明智地使用武力来实现所期望的结果。

不管超级大国具备多少军事实力，缺乏使用军事实力的意愿和缺乏有效力量没有两样。只要有过一次先例，就失去了威慑力。

因此，2003年卡甘（Robert Kagan）的新保守主义命题：“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提供了完全错误的指导。诚然，欧盟在绥靖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比美国更远。它是一个松散的半国家实体的脆弱神经中枢，其边界形同虚设，并以人道主义论调掩盖懦弱。但美国的兵力部署亦只是间或的，既不可靠，效果也差，也远远够不上火星标准。

与西方的没落一起出现的，是东方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很难说俄罗斯是在崛起还是在没落，但无论如何，情况都令人不安。）崛起的力量要纳入正在消亡的国际体系，很少能够和平实现。也许，超凡的西方和中国政治可以避免一场大战；但从历史上看，这将是意外之喜。

国际政治秩序日趋脆弱，正在破坏全球经济前景。此次大崩盘后的复苏，是有史以来速度最慢的。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部分原因显然是国际贸易反弹无力。过去，贸易扩张一直是世界主要增长引擎。但如今，国际贸易落后于产出复苏（而产出复苏本身亦平平无奇），因为有利于全球化的全球政治秩序正在消失。

这种局势的一个迹象，是14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以失败告终。贸易和货币协议总算仍有达成，但越来越多是以地区或双边协议的形式达成，而非有利于范围更广的地缘政治目标的多边协定。比如，美国所领导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为了针对中国；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则是对被排斥在TPP之外的反应。

也许这些区域的讨价还价，只是迈向更广泛自由贸易的一步。但我对此感到怀疑。一个分裂为政治集团的世界，也将出现以保护主义和货币操纵维持的贸易集团。

而虽然贸易关系日益政治化，我们的领导人却在敦促我们做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准备，并且很少有人质疑通过自动化削减成本的好处。在这两方面，政客都试图迫使渴望安全的不情愿人群作出调整。这一策略不但是绝望的行为，也是虚妄的。因为，显而易见的，如果地球想要保持宜居，那么经济增长的竞争就必须让位给生活质量的竞争。

简言之，我们还远远没有制定出一套可靠的规律和政策，来指引我们通往更加安全的未来。因此，西方人对未来有不祥的预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