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一家乡村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人们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就可申请小额贷款。它被看做是真正解决农民贫困、实现农民富裕的重要模式。这一创举，让尤努斯在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3年后，在江苏盐城市，几乎出于同样的目的，政府进行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试点，并打出了“农民自己的银行”的宣传标语。这一中国版的“穷人银行”广受农民欢迎，在盐城各乡镇遍地开花。走红的“盐城模式”，吸引了众多参观和学习者，并在全国多地推广。

让人没想到的是，仅仅9年过后，因部分合作社违背服务三农的初衷，挪用资金投资失败，引发储户挤兑潮，盐城一大波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倒闭。随之而来的巨额资金窟窿、农户上访等问题，让“盐城模式”从当地政府极力推动的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进退两难。

借钱给穷人是一件美好的事，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就惠及了800万穷人。事实上，“穷人银行”模式也推广到世界各地，在美国、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均取得较好发展。中国各方面条件都远远好于孟加拉，为什么穷人银行却会走向失败？

“穷人银行”困境：挤兑引发倒闭潮

因部分合作社挪用资金投资失败，引发挤兑倒闭风波，盐城多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关门歇业。11月15日，盐城南洋镇及亭湖区两家关停的合作社大门紧闭。

盐城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在诞生之初，曾广受当地农民欢迎。它们打着“农民自己的银行”的口号，支付“高收益”利息，也受盐城市政府的多方面支持。一名村民回忆，他所存储的银联互助合作社和一般的商业银行无异，但支付的利息要高很多。当时商业银行存款年息约为3%，而银联合作社一开始给储户承诺的年息为6.48%，后来更是涨到10%、12%。

在此刺激下，当地农户纷纷放弃商业银行，将存款存入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中。当地一个小镇曾先后就有5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成立。据当地政府一份汇报材料显示，至事发前，银联合作社吸储高达7100多万，涉及储户3500多户。

互助合作社可不仅在盐城走红，它们化身为“盐城模式”，在多地得以推广，更被赞誉为中国版“穷人银行”。据江苏省农业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数据显示，到2014年，盐城全市已有138个资金互助合作社，吸收20多万户农民入社，吸纳社员股金和互助金24.08亿元，累计向38万农户（次）投放150亿元。

为什么能红极一时？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红火的背后，其实是商业银行投向三农资金的减少，以及手续的繁琐。

近年来，商业银行追求最大效益，弃农现象比较明显，投向农村、农业的资金越来越少。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出现，正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它利用地缘、人缘的优势，吸收农村闲散资金，实行小额投放为主，农民贷款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存贷方便快捷，这极大地满足了农民生活、生产和创业的需求。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表面风光被各方看好的“穷人银行”，最终还是出了事。

按照盐城市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管理规定，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资金不能投向非农产业，只能投向本区域内的农业。但在实践中，这一中国版的“穷人银行”走偏，严重脱离了原本设计的为农民服务的轨道。由于违规投资非农产业失败，部分合作社资金无法回收，引发挤兑风波，留下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窟窿”。

随着盐东镇新洋合作社投资失败引发挤兑，成为第一家倒闭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挤兑潮迅速蔓延。当地的瑞鑫合作社、东城合作社、东南合作社、环保产业园合作社、银联合作社等先后被波及，它们形如多米诺骨牌，在老百姓的疯狂挤兑中，一个接一个倒闭关门，留下一个个少则数千万、多则上亿的“大窟窿”。

几乎与之同时，在江苏连云港、南京等地，亦出现多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倒闭现象。连云港市灌南县4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1.1亿元存款被挪用、涉及2500多名储户，导致4家合作社无法正常兑现农民存款。

类似的新闻不断被见诸报端，公众对盐城模式的质疑达到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