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中央高层的这一表态被视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思路的重大变化。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强调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总需求的套路来促进经济增长。其实，“供给侧改革”并不是什么新概念。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09年中国推出“4万亿”的救市措施以来，就有很多的学者呼吁要从“供给侧管理”的角度反思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只是在前几年，这种声音往往被“稳增长”的声音所遮掩。

如今“供给侧改革”的提出，预示着政府、学者和市场在以下几个方面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其一，中国依靠外需的时代已经过去。去杠杆是世界经济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主旋律，而且即便外部需求复苏，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也大为下降，因为受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更不发达国家“制造业崛起”的双重挤压，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已注定风光不再；其二，中国民众的消费需求已经升级。改革开放的前30年，在旺盛的外需和内需的作用下，只要产品造出来就不愁没有市场，但现在不同了，国内初级消费市场已经饱和，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品质化消费和个性化消费的新时代，消费需求的升级必然倒逼生产供给的升级；其三，中国投资的边际收益已经锐减。不论是在公共建设领域，还是在私人投资领域，扩张性投资的效率和边际收益都远不如以前，继续以投资需求(不管是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刺激的投资需求)促增长既不合算也不可持续，所以必须从根本上改进投资的方式和投资的主体。

不过，很长时期以来，我们一直比较习惯于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办法来“稳增长”，今年也是如此。一月份，在43号文件的约束下，各地方政府还不知道如何活下去，可如今显然已经找到了新活法，那就是依靠地方债和PPP；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0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3.5%，增幅创2014年7月以来新高，且高于市场预期的13.2%和9月末的13.1%，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预计中国经济的泡沫化生产模式仍将继续；在取消限购、降准降息和降低首付比例的利好政策刺激下，房地产市场下半年已逐渐反败为胜。前10个月，北京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6%，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7.2%。笔者大胆预测，中国经济的冬天暂时已经过去，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观望期也即将结束，但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危机和矛盾再一次被后延，而且日后恐会加倍清算。

在此关键时刻，“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可谓是真正踩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点子上。当然，强调“供给侧改革”不代表不要“需求侧管理”了，只是说与以往相比，政策的天平应该多向“供给侧”倾斜一点。就像习总书记说的，“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总需求”是“保底线”，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求未来”，现在与未来，哪个都不能舍。

那么，“供给侧改革”改什么呢？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早已给出了答案，就是要深入推进国企、金融、财税、土地、户籍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就是要向简政放权、创新创业要成效。概括来讲，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清理无效供给。10月10日，中央财经办公室主任刘鹤到广东调研时强调，要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动性，挤占了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个产业，造成“几个人没饭吃，大家都没饭吃”。对此，政府要主动从市场干预中退出来，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去杠杆，让“僵尸企业”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重组的重组。过剩产能不去，中国经济转型无从谈起。

第二，提高供给品质。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06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销售额近一半。每到假期，总见媒体报道中国人在国外抢购奶粉、手包、化妆品，甚至马桶盖，为什么？不是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而是中国的很多产品和消费环境着实让人不放心。旅游消费本来是中国最有潜力的市场，但“黑一日游”、“青岛虾”等宰客事件的屡屡出现对旅游消费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挖掘潜在供给。在中国医疗、教育、金融、交通、通讯等诸多领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供给短缺”，某些垄断企业和特权部门从中获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价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对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垄断、放开市场。以出租车管理为例，如果不放开价格管制和牌照管制，再多的提价和补贴措施也解决不了打车难的问题。

第四，创造新供给。苹果手机的故事告诉我们，消费需求确实是可以创造的。中国不能再一味依赖“后发优势”，模仿和引进占领不了高端市场，而是要强调“先发优势”，要靠产品研发和创新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此，简政放权、降低税费以降低企业成本，加大创新投入、发展多元金融市场以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