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取向看，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可能实施更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不排除再降一次息的可能，但降息空间不大。相对而言，明年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空间较大，市场流动性将持续较为充裕，利率水平将进一步回落。2016年中国不可能推行零利率政策。

连平指出，目前我国具备实施更有力度积极财政政策的良好条件。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居世界前列，并拥有大量国企经营收入和较强的国有资本变现能力，财政赤字状况和债务依存度良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积极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间。未来国家很可能既减税降费，又增加转移支付等财政支出，针对性地稳增长，从“一增一减”两个方面着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鉴于目前我国总体流动性充裕，未来货币政策很可能围绕“稳增长”和“控风险”两个核心目标运行，保持稳健偏松的格局。具体应该会兼顾三方面平衡。货币政策在助力稳增长的同时，需要将经济体的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上。防止货币政策宽松过度吹大房地产类和股权类资产价格泡沫，增加风险隐患。兼顾资本流动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需要。在美国即将加息的背景下，资本阶段性大幅外流和货币贬值风险将是货币当局的重要关注点。

此外，连平认为，中央拟推进房贷利息可抵扣个税的政策是有可能的，但短期内落地难度较大。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加入SDR后，人民币是否会如“不可能三角”所指出的，由于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能兼得而加剧波动？

连平：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并不会无法逃脱“三元悖论”魔咒。“三元悖论”表述的是三个非常严格的状态难以同时满足，然而现实状态并非如此。

仅就货币政策独立性而言，其本身不是“非黑即白”，而往往是受货币政策目标和经济金融环境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中间状态，因而不宜将货币政策独立性绝对化。任何致力于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主权国家都必须置身于全球经济金融大格局中进行考量，并结合本国经济目标以构成合理的政策搭配。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为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外汇占款大幅增加，表明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很大压力和挑战。但与此同时，央行采取的回收流动性对冲举措又表明，货币当局仍可以以较为有效的方式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随着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逐步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未来跨境资本流入、流出将相对趋于平衡，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汇率弹性将进一步加大，这将有助于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改善。

从长期看，由于资本流动相对平衡和汇率机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的可能性较大，明显朝着某一方向趋势性运行较长时期的可能性较小。

中国证券报：11月我国新出口订单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而涉及内需的订单表现略好。同时，小企业PMI为44.8，较前值明显下跌1.8个百分点，而11月大企业PMI为51.2，较前值上升0.2个百分点。这样的数据背离说明什么问题？

连平：11月我国制造业PMI为49.6%，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创出年内新低，且连续4个月低于荣枯线，表明当前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去过剩产能过程漫长，加之外需疲弱，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环境尚未得到有效改善，仍面临较大压力。

制造业PMI的分项指标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6.4%，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表明今年年内制造业出口增长仍然乏力，继续温和下行概率较大。除非明年一季度欧洲、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制造业出口才可能出现较为明确的改善。相比之下，新订单指数为49.8%，环比略降0.5个百分点，降幅小于新出口订单指数。由于新订单涵盖了新出口订单，该数字意味着来自内需的新订单表现稍好，特别是近期房地产、基建、社会消费等领域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拉抬了新订单指数的整体表现；同时又表明内需还不够强劲，未能完全抵消出口订单显著下滑带来的影响。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已连续三个月处于荣枯线上方，表现相对稳健；中型企业PMI和小型企业PMI下行压力较大。今年以来，货币政策总体稳健偏松，财政支出进度加快，大批“稳增长”投资项目落地对大型企业生产带动较为明显；而中、小型企业经营状况尚未得到明显改善，支撑其实质性向好的力量仍然偏弱。同时，结合新订单、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等先行指标长期来看，即便大型企业经营状况也未必没有隐忧。如11月大型企业新订单未能进一步增长，而大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更是从53.8%大幅降至50.0%。

综上分析，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仍需政策针对性地加码扶持，夯实增长基础。

未来货币政策很可能围绕“稳增长”和“控风险”两个核心目标运行，同时兼顾三方面平衡。货币政策在助力稳增长的同时，需要将经济体的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上；兼顾资本流动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需要；在美国即将加息的背景下，资本阶段性大幅外流和货币贬值风险将是货币当局的重要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