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约翰-加普撰文指出，露天公共资源的开采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里，软弱的监管机构又为此提供了便利。中国很大一部分电力靠燃煤发电站提供，而煤炭燃烧比其他能源排放更多的颗粒物、一氧化氮以及二氧化硫。北京方面正努力遏制排放量，但不知该如何应对浮尘污染。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北京市政府本周发布了首个空气污染红色预警。中国首都空气中的有毒烟雾和粉尘还没有上周严重，但该市终于对2000万居民的不满和愤怒做出了回应，宣布关闭学校、工厂和建筑工地，并要求小汽车单双号限行。

11月底，北京空气中所含的可穿透人类肺部的细微颗粒物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安全上限的40倍。印度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可与中国城市一比高低。在13个印度城市被WHO列入全球2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之后，该国计划明年1月起在新德里实行小汽车单双号限行。

时常笼罩在中国和印度城市上空的雾霾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产物。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城市发展极为迅速，以致无法解决雾霾问题。含有一氧化氮、二氧化硫、矿尘和炭黑的雾霾让市民感到窒息，诱发癌症、肺部疾病，使数百万人过早死亡。但雾霾也是政府管理不善和腐败猖獗的一个征象——由于政治人士和官员们过于温顺和听话，他们缺少限制污染工厂、柴油车和火力发电厂的意志。有许多替代方案，从天然气发电厂到电动车等，但这些城市透出浓浓的既得利益的气息。

伦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患有同样的“硬化症”。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1851年写道：“伦敦是个糟糕透顶的地方。现在每当我从乡下回来，看到厚重的如盖子一样的东西笼罩在房屋上空，我都纳闷：除了履行责任以外，我到底在那儿干什么？”

伦敦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快速发展及其作为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导致港口船只云集，数百万人在工厂工作，成千上万座煤炉燃烧。正如克里斯蒂娜•科顿(Christine Corton)在其著作《伦敦雾》(London Fog)中记录的那样，这座城市释放出带着硫磺味的黄褐色烟雾，这也成为伦敦的特征。本周是1952年“大烟雾”事件的纪念日，那次事件导致1.2万名伦敦人死亡，并改变了人们的态度。

狄更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一书中写到了雾。“在伦敦，边缘处是暗黄色的，越往里越呈现出褐色，越来越深，直至城市的中心……完全就是像铁锈那样的黑色了。”在维多利亚时代，铁锈被用来隐喻金钱（尤其是贪腐所得的金钱），财富阻碍了伦敦清洁空气的努力，直至1956年通过《空气清洁法案》(Clean Air Act)。

尽管伦敦在其他方面进行了净化，尤其是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在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事件之后建造了下水道，但工厂主们（以及烧煤取暖的房主们）一直抵制改革。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在二战后寻求过上更好生活的市民们才要求采取行动。

中国电视记者柴静在今年拍摄了一部广受好评的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Under The Dome)，她在片子中就详细阐明了这种联系。柴静造访伦敦和洛杉矶等城市，了解了这些城市是如何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后，她得出结论，中石油(CNPC)和中石化(Sinopec)等国有能源集团的腐败和权力过度集中阻止了进步。

柴静在片中提到：“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补贴那些已经要被时代淘汰掉的、落后的、污染的还有亏损的产业。”《穹顶之下》发布后，观看次数超过3亿人次，中国总理李克强还为此表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

违法乱矩行为根深蒂固——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反腐运动，从2012年到今年4月因涉嫌腐败被调查的国企高管中25%来自能源行业。中国能源行业缺乏透明度，公开招标也很少——加上这个行业巨大的规模和权力——为官员进行贪污和操纵提供了大量机会。

这就鼓励了“公地悲剧”——露天公共资源的开采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里，软弱的监管机构又为此提供了便利。中国很大一部分电力靠燃煤发电站提供，而煤炭燃烧比其他能源排放更多的颗粒物、一氧化氮以及二氧化硫。北京方面正努力遏制排放量，但不知该如何应对浮尘污染。

伦敦并未根除污染问题。一份研究显示每年仍相当于有9400人死于空气污染，尤其是柴油油烟污染。但伦敦以及洛杉矶等城市已经意识到这一危险，并在设法应对。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以前并不重视空气污染威胁，但它们可以进行自我清洁。北京和新德里的问题已经证明了治理空气污染的紧迫性。到2050年，全球人口预计将达到90亿，其中63亿人生活在城市，有这么多人要呼吸空气，这个世界绝不能迷失在雾霾里。（文章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