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林沛理撰文指出，住屋问题是一个要用政治手段解决的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振英上任以来，也的确显示更大的政治决心（political will）——他最近斩钉截铁地拒绝为楼市“减辣”就是一例。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问题是城市不是股市，怎可以用熊市和牛市一类的二分法来界定？更何况经济与政治从来密不可分。一个城市奉行什么经济制度，往往是政治角力和博弈的结果。所谓经济制度，说穿了，就是游戏规则。既是游戏，必定有赢家和输家。赢家如何挖空心思捍卫制度，输家怎样费尽力气改变制度，构成政治的实质和基本内容。

自由市场制度正是由政府决策实施

今日香港内耗不断，跟整个社会在经济上呈两极化（economic polarization）大有关系。香港人的收入与财富严重不公平分配，因为市场上出现寡头垄断（oligarchy）。那即是说，某些人在市场上拥有过大的权力；而如何分配和运用（或者滥用）权力。

这也是曾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现任教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罗拔-莱许（Robert Reich）在新书《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提出的观点。他的立场很清晰：政府必须介入市场拨乱反正。政府介入市场当然是政治决定，但将自由市场这个概念实践又何尝不是？我们今日视自由市场为理所当然，乃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实它是经政府的决策过程加诸于我们身上的一种制度。莱许提醒我们：“政府介入，不是干扰自由市场运作。自由市场根本就由政府一手建立。”（Government doesn"t intrude on the free market. It creates the market.）

对那些呼吁政府坚守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死硬派来说，这是当头棒喝。回归前，港英政府就是以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为借口，在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等人的理论掩护下，让大地产商长期赚取远高于正常和合理的回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称这种来自缺乏真正竞争的暴利为super-normal returns。

崇尚小政府的美国前总统列根说过，市民不要奢望政府帮他们解决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所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香港的房地产市场的寡头垄断就算不是政府一手造成，它也难辞其咎。试比较政府对待地产商与烟草商截然不同的态度。政府对烟草商穷追猛打甚至赶尽杀绝，固然是为了要保障公众健康；但地产商令香港的经济泡沫化，香港的产业变成“只懂得玩一种戏法的小马”（one-trick pony）；更加剧社会分化，令很多香港人“无家可归”。它损人以自肥的行为，其实与烟草商、军火制造商，以至快餐连锁店和软饮料公司这些盈利丰厚但制造大量社会成本和“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企业无异。为什么政府可以让它“逍遥法外”？

归根究柢，住屋问题是一个要用政治手段解决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振英上任以来，也的确显示了更大的政治决心（political will）——他最近斩钉截铁地拒绝为楼市“减辣”就是一例。一场精彩的battle of wills早已展开。（来源：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