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开幕时间最晚的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作为最高规格的中共中央会议,这次会议释放了关于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信号。概括梳理,至少有以下几点:
1. 系统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 经济增速预期料维持7%;
3. 财政货币政策基调双宽松;
4. 明确未来一段时期五大任务;
5. “房地产”一词重现经工会;
6. 人民币将继续小幅贬值;
7. 展现决策层经济理论建构雄心;
8. 更高调强调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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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一词重现经工会。
以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房地产的表述一直备受市场各界关注。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直接推动了2009年的房地产市场暴涨,而此后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连年提及“地产调控”。
2013年、2014年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通篇没有提及“房地产”一词,表明地产已恢复“常态”,严控房价已无必要。
而今年中亚个经济工作会议反复提及房地产,政策基调已重新转向正面。
房地产库存高企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风险点,会议公报要求化解房地产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并明确“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这意味着未来购房行为将得到更多鼓励,住房贷款的优惠措施将再度加码。
针对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严重不景气,会议要求落实户籍改革,让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在“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针对农民工购买力相对弱的现实情况,会议要求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以出租为目的购买库存商品房,这意味着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将完成“一百八十度转弯”,指向鼓励居民和机构以获得稳定现金流收益为目的的投资性购房。
会议还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调整营销策略,适度降价,但在市场化条件下,这种倡导的实际意义有限。
2 人民币继续温和贬值。
今年的会议公报,提及“完善汇率完成机制”,这一表述虽不起眼,但信号意义明显。前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没有提到“汇率”。
2015年,央行调整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实现了人民币一次性小幅贬值,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篮子后,决策层更持续释出人民币汇率要更加市场化的信号,央行更于本月明确表示人民币要盯住“一篮子货币”而非美元。
由于美元升值过快,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外的主要货币仍在升值,出口面临更大压力。随着美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利率政策走向背离,美元2016年可能更加强势。“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正是要避免人民币跟随美元过度升值,让人民币对美元出现适度小幅贬值。当然,在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下人民币缺乏大幅贬值的条件。
3 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向宽松方向调整。
今年的会议公报在阐释宏观政策走向时,特别定调这一政策基调覆盖“明年及今后一段时期”。会议公报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阐述,和去年相比出现微调,释放更明确宽松信号。
去年会议公报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今年会议公报调整为“加大力度”。一词之差,财政刺激力度进一步加强的信号非常明确。会议公报明确要实行减税政策,并相应地“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表明政府既要以减税让利企业,又要维持较高财政支出以稳经济、保民生。
关于货币政策,公报表述从去年的“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调整为“灵活适度”,并且明确提出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如果说“松紧”和“灵活”两个词的差别比较微妙的话,明确提出保持“流动性充裕”的目标,反映出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下偏向宽松的取态,明年央行将继续采取降息、降准等宽松措施,几无悬念。
4 系统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有一个关键词。
2014年会议的关键词是“新常态”,会议公报对“新常态”下的九个特点进行了系统阐释,而今年会议的关键词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一词在会议公报中出现了15次,频率之高,堪与去年的“新常态”相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上月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后,全面进入大众视线。在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外界对这次会议定调“供给侧改革”已早有预期。
会议公报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新常态的“必然要求”。由是,“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起“状态”和“对策”的对应关系。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落脚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要素投入的效率共同决定的,经过三十多年来的长期增长,中国已无法再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资源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简单靠增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老路已经走不通了。
5 经济增速预期料维持7%。
按照惯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明确对第二年经济增速的目标要求,这一目标最终在次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由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对外公开。
外界普遍预期,明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在今年的基础上有所下滑,也在猜想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否会再度下调增长预期,从2015年的7%进一步下调到6.5%。
从会议公报的措辞来看,高层应该没有做这样的决策。会议公报对政策基调的定调仍维持“稳中求进”,在谈及要扩大有效需求时,财政和货币政策,更明显加码,直指稳增长目标。
公报多处提及2016年经济工作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期”的意义,而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已强调“十三五”期间必须保持年均6.5%的增长率,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把增长目标定在“十三五”年均增长目标的下限可能性不大。
6 明确未来一段时期五大任务。
与往年相较,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在形式上出现明显调整。关于第二年的经济工作部署,不再从宏观、产业、区域、三农、民生等不同具体领域展开,而是直指“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去产能对应传统产业尤其是重资产、周期性行业的去过剩产能。关于这一任务的提法颇有意思,“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严格控制增量。”
这表明,去产能过剩不能触及社会稳定的政治底线,尽可能通过行业内“合并同类项”的方式温和推动去过剩产能,这一过程中政府对增量的控制可能相对强有力,但消化存量的过程注定还比较漫长。
去库存对应去房地产库存(后文会详细展开);去杠杆对应控制金融风险;降成本主要通过降低税费和调整能源价格实现,其中,降低制造业增值税对于控制企业成本意义重大,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归并“五险一金”,将增加就业者的实际收入。补短板主要是补齐民生、产品、产业方面的短板,强化扶贫、产品和产业升级、农业等领域工作。
7 展现领导人理论建构雄心。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与此相关的背景是,11月30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传入我国,并深刻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和政策实践。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强调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出最高层在经济理论上的考虑,要适度地在理论上“去西方化”,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
8 更高调强调舆论引导。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度提及执政党领导经济要“强化舆论引导工作”。而今年会议公报关于“舆论引导”的表述从去年的8个字,拓展成了71个字。
公报称:“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善于把握本质、主流和趋势,善于把握社会心理,善于把握时、度、效,深度分析,主动发声,澄清是非,更有针对性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全面兴起,社会各界对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议论更加活跃,而同期经济增速下滑,部分地区、行业的经济困难又是实情,因此舆论场上常见一些对经济金融形势比较悲观的看法。当下经济探底尚未完成,高层强调“有针对性地做好舆论工作”,也从侧面反映出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舆论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