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5年，如同过山车一般经历大起大落。全球金融市场在6月触顶后下滑，始于席卷而来的A股风暴，蔓延于下半年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增强。对于多数投资者而言，2015年结束时很可能“颗粒无收”。

对于大多数的全球投资者，2015年主要的担忧可能来自于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放缓是否会带来“硬着陆”；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原油价格的持续下滑——有分析认为，2015年末降至36美元/桶的原油价格还会在不远的将来降至20美元/桶。

当然全球经济也不乏亮点，2016年美国与印度将有望成为持续增长的经济体，而与此同时包括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大多数经济体将进入增长迟滞的平台期。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压力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带来负面影响。尽管较低的原油价格似乎对进口国有利，但原油和大宗商品的出口国却苦于收入的大幅减少。

至于全球股票市场，似乎对于全球进入“低油价时代”的事实还没能完全消化，主要的石油生产者以及投资于昂贵的替代能源的投资者将会发现，开采和研发的成本在如此低廉的价格下根本无法收回本金。这很有可能会造成利润被挤压以及提高银行冲抵相关投资贷款的结果。

由于中东地区对于石油收入的依赖，导致低油价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非常明显。如果中东地区的政治局势以及领土冲突如当前所见到的持续恶化，全球石油生产国的需求将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将会削减进口同时援助其盟友如埃及，这对于中东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Bank）已经开始担忧全球贸易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这一问题。鉴于中国扮演着全球主要进口国及出口国的角色，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后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的GDP增速能够稳定下来，将会扭转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的局势，但同时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对于全球贸易而言将是雪上加霜。

眼下，世界正在经历又一个强美元周期，国际清算银行（BIS）曾警告称，回顾历史，强美元周期往往伴随着新兴市场危机的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强势的美元及其高利率导致了拉美债务危机的出现；90年代后半期，强美元也成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套息交易是诱发这些危机出现的重要因素。所谓的套息交易即借入美元或其他类似的低息货币，兑换成高息货币，在繁荣的资本市场将高息货币重新兑换成低息货币来获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08~2011年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QE）政策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是重大利好。因为随着美国利率下行，美元走弱，美元成为绝佳的套息交易货币。如果对冲基金和理财经理借入美元、日元和欧元等所有伴随QE而贬值的货币，并在新兴市场进行投资，便可以一箭双雕——负债减少，资产升值。

然而，随着美元的走强，套息交易的套路被反转，新兴市场正面临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更大的货币贬值压力以及更为严重的资产缩水。典型的例子便是巴西，经历了货币贬值，通胀高企，即使利率上升资金流出仍在继续，最终导致经济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

哈佛教授劳伦斯·萨默斯（LarrySummers）认为美国正经历长期停滞，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经济将保持缓慢增长以及低通货膨胀，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更多地将凯恩斯投资理论应用于基础设施，同时减少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

众所周知，上一次全球面临长时间的停滞，始于上世纪30年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在非常深刻的变化之中，我们很容易在“以史为鉴”的过程中变得悲观。

至少有五种环环相扣的力量共同塑造了全球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人口、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技术和气候变化。

首先，发达国家面临老龄化，而贫穷的国家有失业的年轻人，这就是为什么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正如今天的欧洲迎来大批难民。其次，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我们正在从单极化迈向更加难以预测的多极化，不稳定的局势导致冲突频发。第三，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货币政策也开始进入未知领域——负利率以及大量的央行干预。第四，技术对于社交媒体、互联网、机器人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领域引起的观念、工作和机遇的改变，令人眼花缭乱，倍感震撼，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下，没有铁饭碗可守。最后，我们已经迎来了几个世纪以来最热的一年，北京、新德里空气污染十分严重，至少在这个圣诞，在巴黎对气候变化达成了一定共识。

问题之一是，我们还在用上世纪的标准来评判21世纪的变化。GDP可以很好地衡量实物投资及交易，但远不能衡量技术革新对于知识、服务和生产力方面造成的影响。会计准则对财富的衡量依旧有效，但谷歌和阿里巴巴究竟估值是多少，主要衡量的是技术与创新的价值，绝非实在的砖头、建筑或是基础设施。

世界越来越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污染、腐败、失业，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人的方方面面，但在解决方法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这也解释了极端化观点，以及极端主义下弥漫的无助与恐惧。

然而，半杯水承载的是希望还是失落，全在观念之差。巴黎气候大会证明了，若能相互聆听，求同存异，在通力合作的道路上仍有希望。

2016年又将成为变化多端的一年，我们期待它变得更好。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本报记者薛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