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亚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治国理政新实践)
——写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开业之际
1月16日—1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将在北京举行。这意味着,在历经800多天的筹备筹建后,全球迎来了首个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开张运营。
要想富,先修路: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
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需要进行大量投资。亚投行是政府间多边开发银行,其宗旨是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倡议设立亚投行,不仅是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补充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举动。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雅加达举行会谈时提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习主席随后还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多个场合分别介绍了中方倡议。
2013年10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第十六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致辞时提出,中方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倡议下,亚投行筹建进程于2013年11月启动。中方一直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推进筹建进程,得到域内外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并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2014年亚投行筹建工作驶入“快车道”。这一年,中方秉承“开放、包容”的原则,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步骤,以多双边并举的方式开展广泛磋商。从2014年初开始,分别于1月、3月、6月、8月和9月举行了五次多边磋商会议,就《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中涉及的亚投行宗旨、业务重点、资本金规模、治理结构以及总部选址等达成共识,为亚投行协定磋商奠定了坚实基础。
各方的精诚合作与努力,终于结出累累硕果:2014年10月24日,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
当天,习近平主席会见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签署仪式的各国代表,指出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它也是一种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将亚投行建设成为一个平等、包容、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和适应本地区各国发展需要的多边开发银行。
习近平指出,“要想富,先修路。”亚投行应该加快促进本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亚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人心齐,泰山移。”习近平强调,亚投行应该秉承开放包容的区域主义,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积极参与,实现合作共赢。亚投行还要坚持多边主义,同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相互补充,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亚洲和世界经济繁荣。
亚投行的宗旨和理念,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得到很多国家积极响应。截至2015年3月31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总数达到57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拉美等五大洲。
新成员,新伙伴:亚投行正式成立,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4年10月,筹建亚投行特别财长会决定,在继续吸收新成员的同时,尽快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谈判磋商,并建立首席谈判代表会议机制。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经过五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各方就协定文本达成一致。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京举行。来自世界五大洲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亚投行协定为成立亚投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亚投行筹建迈出了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步,也为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指导亚投行未来运营的“根本大法”,协定对亚投行的业务运营、治理结构以及决策机制等做出了规定。
协定明确,亚投行宗旨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为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亚投行的一切权力。董事会负责亚投行的总体运营。董事会共有12名董事,其中域内9名,域外3名。亚投行设立行长1名,从域内成员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同时设立副行长若干名。亚投行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可在其他地方设立机构或办公室。
随后,分别于2015年8月、9月和11月举行了三次筹建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审议亚投行政策文件,为亚投行尽早投入运营做准备。2015年8月,各方在第六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上通过共识选举中方提名人选、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为亚投行候任行长。
亚投行创新的一大亮点,是发展中国家占多数且拥有较大话语权。这既顺应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也彰显了发展中国家携手推进亚洲区域发展的信心与决心。将遵循“公开、透明、择优”原则遴选管理层明确写入协定,是一项区别于现有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创新之举,反映了亚投行一贯坚持的现代治理理念。
根据协定,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分为100万股,每股的票面价值为10万美元。初始法定股本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实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200亿美元,待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800亿美元。域内外成员出资比例为75∶25。经理事会超级多数同意后,亚投行可增加法定股本及下调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但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不得低于70%。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在75∶25范围内以GDP(按照60%市场汇率法和40%购买力平价法加权平均计算)为基本依据进行分配。
协定规定,至少有10个签署方批准,且签署方初始认缴股本总额不少于总认缴股本的50%,即达到协定生效条件,亚投行正式成立。
截至2015年12月25日,包括缅甸、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中国、蒙古、奥地利、英国、新西兰、卢森堡、韩国、格鲁吉亚、荷兰、德国、巴基斯坦等在内的1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股份总和占比50.1%)已批准《亚投行协定》并提交批准书,从而达到亚投行协定规定的生效条件,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
这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亚投行作为一个多边开发银行的法人地位正式确立。亚投行从筹建到成立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推进速度是相当快的。筹建亚投行得到很多国家积极响应,表明中国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亚投行的创建符合各方利益和各方实际需要。作为多边开发体系的新成员、新伙伴,亚投行将为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高标准,高效率:坚持国际性、规范性,将亚投行建成开放、专业、廉洁的多边开发银行
作为中方倡建的首个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吸引了世界众多目光,一举一动备受关注:亚投行将给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在治理结构、业务政策、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亚投行将坚持什么标准?它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是怎样的?
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通过成立亚投行动员更多政府和社会资本,定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有利于带动投资增长,扩大全球总需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世界经济加快复苏。
据测算,在2010—202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约需7000多亿美元,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约为100亿—2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设立亚投行,动员更多资金,支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长久动力,也有利于形成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的良性互动。
亚投行成立是新形势下中国对全球发展事业的贡献。在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情况下,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有学者认为,亚投行作为新的区域多边开发银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业务领域各有侧重。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机构侧重于减贫,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
从历史经验看,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内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的设立,不仅没有削弱世界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影响力,而且增强了多边开发性金融的整体力量,更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国际上,一些国家对亚投行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什么标准表示关切。亚投行将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治理结构、业务政策、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坚持国际性、规范性和高标准,确保亚投行专业运营、高效运作、透明廉洁。
作为区域性多边开发机构的后起之秀,亚投行的正式成立将进一步促进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加快改革,不会因为区域发展的需要放弃高标准。
在业务政策上,亚投行将充分尊重和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环境及社会框架、采购政策、项目管理、债务可持续性评价等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制定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业务政策。同时,亚投行将避免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曾走过的弯路,寻求更好的标准和做法,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亚投行将按照公开、透明的程序,在全球范围内择优选聘包括管理层在内的各级员工。
16日—18日举行的亚投行开业仪式系列活动,是亚投行筹建进程的“收官之作”,标志着亚投行进入开业运营的新的历史阶段。但对亚投行来说,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需要亚投行“大家庭”的全体成员付出更多的努力,把亚投行打造成高标准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机构,为亚洲和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