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功，安邦咨询创始人、首席研究员。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

　　（安邦咨询【ANBOUND】2016经济研判内部讨论稿）

　　空前复杂的形势

　　2015年以来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都是空前复杂。在历史上，中国也曾面临巨大的压力，但过去形势比较单纯，阵线分得清楚，而现在是真分不清楚了。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地理封闭的国家，几条大山脉和沿海大陆架国家，将中国团团围住，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很封闭，实际很晚世界才了解到，原来还有这么个国家存在。后来改革开放，很不容易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也曾经让中国站在了世界的道德高地之上，充满了希望，很多国家都羡慕中国，都在学习中国的开放。中国经济增长也在1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因素”影响到了世界。此后形势有变，不但很多国家的改革走到前面去了，而且由于“一带一路”的冲击，美国切实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开始了“重返亚太”的战略，实际上现在的中国，面临空前的软合围，这种合围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压力空前，这是建国几十年来从未没有过的情况。中国的百事不顺，与此有关。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

　　中国经济要转型，这是大势所趋，我们上层建筑方面的很多“基本建设”都没有搞好，就像一个人身体有缺陷，跑得太快就断气了。再按照过去两位数增长率的那套搞法，自然是缺陷百出，漏洞太明显，在腐败、债务、环境、贫富、成本、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存在大问题，如果不转型、不改革，根本搞不下去。但怎么转型？实际上我们还不太会搞，不太会玩。这不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有些事情我们恐怕是看的太简单了，想的太简单了，就像一部车子过去一直向左开，你现在让它猛然向右拐，家大业大，百业难调，掉头很困难，弄不好就侧翻。很多人以为靠发文件、靠中央权威就能解决转型问题，这是过分迷信集权的意识，很危险，实际做起来也很困难。除非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除非做好战略上的预规划，否则卡在那里，不上不下，资源耗尽，四处叫苦连天、怨声载道的情况极容易出现。

　　经济增长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补缺口的问题，始终没有想好解决办法。过去中国是两位数的经济增长，10%的GDP增长率都算低的，但宏观调控一下子降了3个百分点，2015年是6.9%，考虑到数字虚报，实际下降可能更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增长缺口，拉出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这不是经济增速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这个是真实存在的缺口，在市场、产业、企业、就业等很多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反映。增长一慢，积压就多了，过剩产能与此有关。追根溯源，还是当初对如何弥补经济增长缺口，如何因应缺口搞好战略设计，没有想好办法，可能存在低估困难的情况。因为我们不是没有机会的，不是必然要走到这一步的，中国的资源储备在世界上看，都是丰富的，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经济增长有着辉煌10年的基础，市场体量已经上去了，人民币汇率始终坚挺，外资大量流入，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老百姓(603883,股吧)的储蓄所代表的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直接突破了50万亿。现在看来，这些因素中的很多都在猛然间逆转了。

　　经济好坏的评价标准

　　评价经济好还是坏，看什么？看年初自己定的数据，还是看看基层的实际情况？连PMI指数都快做不下去了，一切很清楚，根本不用多谈什么了。国外有基金确实在“做空”，这个你没有办法的，只要你是开放经济体，人家就是做这个投资行业的，有的是办法“做空”，不在中国“做空”，也有办法在离岸“做空”，在世界市场“做空”，不做证券、货币，也可以做大宗商品，“做空”是防止不了的，而且都会反过头来影响我们的利率和汇率，形成金融风险，这就是开放经济体要面对的挑战，除非我们不开放了，全关掉。客观来看，关键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政策失误肯定是存在的，如果都正确，那里会有这么多的“做空”机会？现在预测中国经济简直太容易了，等于是号召人家来“做空”，这种情况在世界经济史中很罕见，教训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否则，情况终究还是改善不了。

　　中国经济的政策立场

　　现在的经济形势很复杂，有些政策立场方面却很不可思议。一些学者的讲话口吻像上帝一样，说什么中国经济要从“科兹纳型套利经济”转为以发明创造为主导的“熊比特型创新经济”。根据他们的理解，所谓转型，转的就是这个型：从找商机，到创新创业，再到去创造客户。不过，且慢，这是在说中国的事情还是在说美国的事情？美国的科技创新搞到现在还被普遍指责没有带来实质经济增长，还是“富豪经济”，美国的中产阶级为此抱怨连连。中国有13亿多人口，仅仅靠几个“马云”能养活得了吗？那些干了几十年的企业，好不容易做到了几十亿的规模，怎么可能说转型就转型？那些手艺人或是小商小贩，中学都没有好好上过，你让他们怎么转型？我们有些学者幼稚的要命，言论惊人的不靠谱，动不动就讲，你现在不能干这个了，你不能做那个了，你要学习谁谁等等。似乎他们可以随意决定大家的命运，说你死就必须要死，你被淘汰了，你只能这样了！经济政策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政府的职责在那里？当初是谁带领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样的问题，势必有人会问。有些人惧怕反思和总结，这样怎么能够进步？其实，经济就是经济，简单点反而市场情绪容易被调动。

　　增长和速度问题

　　增长和速度问题，我总是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从“十一五”到“十二五”，中国经济总是像“钢铁侠”那样飞奔，肯定不行。“十三五”再想办法，想走良性增长的路子，这是正确的，也不能不如此。但怎么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政府提出向改革要红利，但怎么要？改革怎么改，才有红利？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清晰的、有说服力的答案。改革靠发文件肯定是不行的，有人说，改革文件发了一大堆，但效果成疑，这应该是实话。早就说改革到了“深水区”，每一项改革都是系统工程，但现在的体制最怕的就是系统工程。因为只是说说话还好办，驱动大家为一个目标去做事，就很困难，这就是所有“系统工程”的难点。以这样的情况看，或许“红利”的出现还要等到将来，这也就意味着6%到7%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同时中国的投资和消费都会存在一个限度的约束，不能有乐观的指望。除非中国的战略大计做出调整，否则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了。

　　美元加息问题

　　世界经济形势同样复杂多变。美国经济现在不是好转的问题，而是处于顶峰阶段，再后面就是走不走下坡路的问题了。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已经降到5%以下，这是最好水平了。美国此次加息时机比较靠后，可能顾虑的就是世界经济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终究还是会来的，美元高涨带来了其他国家货币的贬值，导致对美国产品的需求放缓，资产价格暴跌，这不可能不反过来影响美国经济。所以，我还是当初美联储宣布加息时的那句话：美国即便不重新再减息，也不敢轻易再加息了。

　　中国周边国家形势

　　中国周边国家形势微妙，不能说四面楚歌，也是八面埋伏。除了朝鲜在中国周边制造不稳定之外，越南与中国存在长期的南海争议，东盟也转身与美国达成TPP协议；此外，中国最重要的传统盟友俄罗斯情况也相当不妙。俄罗斯财政部在今年初首次宣布，已经向25家外国银行提出了在今年发行国家债券的申请。这些银行包括了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以及摩根大通、摩根· 斯坦利、汇丰等欧美银行。这是自从西方制裁，俄罗斯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后首次向外国借债。根据俄罗斯的数据，其经济增长在2015年下跌幅度达3.7%。俄罗斯海关透露，去年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分别减少了42%和23%。俄罗斯是中国的重要市场之一，也是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支持者。但如今的俄罗斯，正在日益成为中国的包袱，需要中国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来支持。

　　科技创新与转型

　　科技创新与转型，这个口号喊得很响，但能不能奏效，根本不是几年就可以看得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创新与转型对2016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于事无补。科技创新从来都是高风险的活动，通常都是交给市场去搞，交给市场去承担风险，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动用举国之力去搞科技创新的。当年的日本，说是要科技立国，也只是出了一些大政方针，以政策推动为主，没有像中国这样搞如此大规模的政策倾斜。看看现在的科技产业园遍地开花，其前景如何，相当令人怀疑。国家财富这样处理，合适吗？

　　冷静看待大数据

　　大数据其实就是一场“软件运动”，却被吹嘘得神乎其神。大数据有用吗？当然有用，而且不是今天才有用的，从上世纪80年代database数据库出现后就一直有用，现在不过是工具软件有了进步，更多了一些，好用了一些，所以我说这是一场软件运动。其实现实一点看这个问题，大数据主要是少数几家科技公司企图获得政策资源的一种噱头，他们凭借自己控制的网络资源大肆吹嘘，弄得不明就里的政府机构花了不少钱，有的还投资巨大。在科技方面，中国的政府机构确实还没有真正学会定位自己的使命。他们往往在不自觉之间，就从领导者变成了企业家。将来怎么算账，还是一个问题。

　　城镇化

　　城镇化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在古罗马时代，通过战争掠夺来的财富就被用于城市建设。所以城市是一个陷阱，无数的财富都被装了进去，结果呢？会有两个后遗症，但用“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就根本没想到、没有看明白，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听取意见。这两个后遗症一个是成本飞涨，一个是资本过剩。前者是资产价格暴涨，导致产业被扼杀；后者是大量投资形成的纸面财富，四处飘荡，不断制造各种金融风暴，让社会风潮不断。再加上长期被忽略的老龄化，今天快速城镇化造成的问题，是今后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而长期的挑战。能不能被顺利消化，我目前持悲观态度。

　　国企的舒服日子不长了

　　国企的廉价资源接近枯竭。过去的国有企业发展，主要依靠政策资源的便利，资源非常廉价。各种大型项目，基本不用看，都是给国有企业制订的，有些本身就出自国有企业之手，这样的项目会有利于谁，难道还不清楚？但今后随着政府财政紧张，国企在这方面的优势已经被大打折扣，所以今后国企的日子会很难过，而且会越来越难过。实话讲，现在中央层面的政策，还是尽力照顾国企的，但毕竟资源有限，还是不如过去了。今后的国企，只能往债券的方向发展。过去是借暗债，靠政策，拿到的是资源，由政府部门负债；今后估计只能借明债，自己借的自己还了，所以舒服日子已经不长了。

　　政策文件失灵问题

　　今后经济大环境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政策文件失灵，至少也不像过去那样灵光了。出现这种情况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有一支政策面的“亲军”，都是由国企那样的亲生儿子组成的，民营经济中的一部分不是亲生儿子，但不是亲生儿子的，也要拉关系，搞腐败，设法成为“干儿子”。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抓资源，上项目，占政策便宜。这部分“亲军”在中国经济中很火，把持了大部分的增长效益，日子过得很滋润。但问题是，好处都由“少数”占了，别人吃什么？等到用到“大多数”的时候，发现这个“大多数”早就快咽气了，使不上力了。第二个原因是，政策的系统协调性越来越差，这与腐败、利益集团和政策官员的素质有关系，套路的事情好办，花钱的事情好办，精打细算节约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所以，本来剩下的就不多，没什么人愿意协调，只愿意做梗。第三个原因是资源短缺，只剩下号召了！

　　消费问题

　　消费不会玩。政策上鼓励消费拉动经济，但我们从来不会玩消费，还以为出出文件就成，有的连文件可能都出不来。实际上，与投资不一样，发展消费这是从上到下的系统工程，难度很大。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就是以投资为主，什么叫投资？在政府而言，就是花钱。所谓“能干实事的干部”，其实也就是“会花钱、敢花钱的干部”！什么都不干的干部，意思是只拿钱不干事的干部。现在提倡消费，刺激消费，鼓励消费，这就要求干部要为别人花钱去创造条件，为别人提供服务，同样是这支队伍，自己花钱是一回事，让别人赚钱、花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国的事情不好办，难就难在这里。当中国的干部真的开始“为人民服务”了，中国的消费肯定不用刺激就上去了。

　　大部分所谓金融创新是瞎胡闹

　　金融政策的取向有问题。这个与金融改革的步子走得太快有关系。曾经一段时间以来，金融改革为西方市场理论所左右，比较盲目，即便不能说“惊人的幼稚”，学术味道也太浓厚了，所谓金融改革的成功，似乎就是西方交易市场有的，我们都要有。于是，期指、杠杆、做空、理财、基金、注册制、各种交易所等等一窝蜂地都上马。实际这种“该有的都要有”的政策取向是有问题的，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功，定义的关键不在于“该有的都要有”，中国金融改革成功的定义在于风险控制，这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决定的，是客观现实决定的。别人出事，我们不出事，这就是金融改革的成功。交易品种、机制的创新是很重要，也没人说不重要，但一切都要以稳健为前提，要有取舍，要看准时机，要做好风险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接连不断的风波，问题的根源之一就在这里。当然，还有一个根源是资本过剩，这是理论问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大部分所谓金融创新是瞎胡闹。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银行界专业人士对千奇百怪的“金融创新”也表达过不同意见，认为风险不可控，但被政策压制了，后来还被迫要跟上潮流，也搞“金融创新”。这样的做法太偏激了，金融业排第一位的事情从来都是风险控制，保守就是银行业的看家本领，谁不保守谁倒霉。美国是金融创新的大国，但美国家庭用手写支票一直用到现在，按说比我们还保守，就这样还出事呢！所以“风控第一位”这个原则一旦被弃之不顾了，不出大事就是万幸，出大事也毫不奇怪。在资本过剩的环境里面集资是很容易的，但集资之后投资投到哪里才是关键。中国眼下的市场环境，我们说“八面埋伏”，那些经验老道搞了几十年的企业家都深感棘手，毛头小子即便有个好点子，但运作起来哪里会有那么容易？哪怕是“野心时代”也不能忘记，资本只是第一步，运作才是回报的关键，没运作谈何增长？因此所谓的“高增长”项目，十有八九是吹牛皮、吹概念、吹故事，靠着山呼海啸的狂吹，能成事吗？现在，那些过去到处应聘没人用的人，随便弄了个概念，也在玩金融，搞集资，转眼间居然变成金融家了！过去搞房地产的，现在都在搞金融、玩资本了！大爷、大妈也在积极参与，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金融环境真地出现问题了，资本是要有回报的，那样才是良性循环。哪里会有那么多突然出现的高增长项目？哪里有那么多的企业人才搞得了高增长的项目？既然没有真实的资源，那就只能来假的，于是很快金融创新就演变成金融骗局了，有的还是惊人规模的骗局。现在南方有的县，那明确就是以骗为生了，所谓做事的，十人里面有九人是骗子。到了这个程度，还不警醒，就太不可思议了。

　　金融动荡是一场荒唐游戏。埋雷的是城市化，引爆的是政策，弹片杀死的是居民财富，受伤的是投机者，倒地的是市场机制。2015年的金融动荡，可以说只有输家，没有赢家，只有早早离场的人除外。面对金融动荡，大规模的行政干预达到空前的力度，公安抓起来的人，到现在还没有结案，结果如何还不好说。这一切使得改革开放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易和秩序，又乱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市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适应，市场建设和发展只好先放一放了，等风头过去再说了。所以2016年，金融券商、投行、基金甚至包括银行的日子并不好过，它们开会的时候，将会远远多于业务操作的时候。

　　资本过剩才是大问题

　　对于2016年的趋势，从产业层面来讲，关键是要明白资本过剩条件下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从理论高度来讲，这是一个新的认识框架，与传统经济理论有很大不同。由此出发，会产生很多的议题和脉络，让大家看到事情的定性、解释现象，这是我们看问题的基础。没有这个理解，那就像盲人摸象，你还以为一切都好着呢，一切都跟过去一样，就像航海老手，还以为前面的风浪以前见过，那样势必就要栽莫名其妙的跟头。摔的很厉害，还不知道为什么摔跟头。

　　债券市场的改革和建设

　　中国的金融改革，重点是债券市场的改革和建设，其他都是次要的。市场交易机制的建设不是现阶段的重点。什么T+0、注册制、三板四板之类的争论很凶，造成市场动荡，但这根本就不是重点，“政策技术面的爱好者”造成了很多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要看清中国大形势对证券市场、对金融市场所提出的要求，这是大局！我们的官员很喜欢理解上级领导的精神，这也没错，但上级领导的精神是什么？怎么来的？还是大局，一切都是围绕大局来转的，形势比人强，这句话是没错的！而从大局来看，“一带一路”、债务的处理、消费以及金融市场的建设，最需要的就是各类分级债券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所以，2016年以至今后，中国债券市场建设是重点，是主轴，其他的都不是。

　　世界的社会大风向问题

　　社会各界都要关心我们的世界正在改变，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之后，很多国内的金融大腕都一笑置之，认为这个运动就是一个玩笑。大家可以很容易看到，他们的言论现在还都在。他们是从本能出发的，似乎占领华尔街运动触犯了他们搞金融的颜面。这还得了？金融家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实际上，整个世界可并不是这样，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深入人心，在政治形态上也从街头运动演进到国际政治大舞台之上。最近伯尼· 桑德尔斯在美国大选中过关斩将，获得极高的民意支持，搞得参加过三次竞选的希拉里· 克林顿稀里哗啦的，就表明了这一点。整个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大潮正在涌现，这是中产阶级——也就是占领华尔街中所说的那99%——决定的变革，终于还是发生了。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世界富豪的表现要低调一点，要舍财取义；政府要转型，转向社会福利，搞福利政府。中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有不同之处，但这个方向是不会错的，今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大潮风起云涌，时代又变了。

　　产业经营者2016年会继续感到困难

　　产业经营者在2016年会继续感到困难，有人建议“勒紧裤腰带”，这也算不上错，只是人人会讲。所以，这个想法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劝大家打掉牙齿吞肚里的思路，还没明白大格局的变化是怎么回事呢！2016年，产业经营者要到资本能够发挥价值的地方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资本过剩，它导致的问题很复杂，变化很多，容易糊涂。过去钱多了，会导致通货膨胀，现在不是，会变成通货紧缩，为什么？因为资本转化的科技会造成产能更高，过去说“钱毛了”，是以产能不变为理论假定条件的，所以才有通胀；一旦产能随着资本变化，钱越多，产能越高，价格越低，就会变成通货紧缩了，辛苦搞出来的产品，价钱怎么也上不去。这个结果，搞经济学的不会告诉你，但智库学者可以告诉你。最近索罗斯讲，他准备到斯里兰卡去投资了！很多人知道他是这样讲的，但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就在于斯里兰卡，资本（钱）可以发挥价值，那里还没有资本过剩的情况出现。我给大家的建议也是这样，按照这个建议走得快的，要比走的慢的好得多。现在的世界变得很快，过去钱存银行，银行要向你支付利息；现在钱存在银行，恨不得你得给银行支付利息，这就是负利率。现在不但银行有负利率的，就是国家层面的基础利率也有负的，这明显就是资本过剩的结果。美国的几大银行，凡是存款多的，股价就低，市场知道它们拿钱没办法，钱已经多得成了祸害！

　　中国城市化的建设重点是在二线城市

　　对于未来的城市化，中央当然希望压缩一点农村人口，因为财政实在不好看，有危险，要缩小补贴。但未来怎样城市化呢？这个大政方针已定，我不太好讲，智库学者是看趋势的，我只能从趋势上分析一下，给大家一个观点。在我看来，中国建设好农村的最好办法就是建设好城市。对未来中国的建设资源多寡，个人看法不同，判断不一，这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了。我的观点是，政策面上要舍弃一些小城镇，因此他们今后的日子要困难一点；中国城市化的建设重点是在二线城市。速度快的时候，这个提法不正确，但如果整体发展速度降到6%到7%。那就是必然选择了。如果能够有几十个城市建设的很好，管理的很好，也就能吸纳较多的农村人口，对全国经济增长的稳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至于三线、四线的城市，不能作为重点，没那么多的资源去撒沙子了。在2016年，三线、四线城市的领导，要以“稳”为主，我的看法就是搞好两点：安全不出事，运行要稳定！城市不能断水、断气，出了大事更是不行。其他的，就看市场主体了。

　　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策要精致一点

　　在社会发展方面，其实中国始终面临一个两难的大选择。敢不敢承认，中国不可能在现阶段实现全民富裕？这是一个大难题，从资源、从发展阶段上看，不可能。从政治承诺上看，则必须要实现，过去又一直这么讲的，这就形成政治压力和包袱了。社会上有人就会抱怨基尼系数，贫富不均；年轻人就会讲，发展机会不多，有人就会借机搞事、闹事。所以，我看中国早晚还是要甩包袱的，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不可能在现阶段实现全民富裕，有人贫困，有的地方贫困，这是正常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贫困与贫困问题的解决是两码事。我们应该承认，第一是有贫困问题，而且肯定不能让所有人脱贫，所有人都富裕起来；第二是我们尽力解决贫困问题，让大家走向富裕，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就会变被动为主动。穷则思变，就不会是那么回事了。所以，总的来说，政策要精致一点，如果含糊其词，必会反受其累。

　　精细制造是一条产业出路

　　精细制造是一条产业出路。中国怎么搞产业？一条路是比拼高科技，技术优势，让中国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一条路是批量生产，低价取胜，这是中国过去的路；还有一条路是精细制造，我说这是人口大国、有制造业传统的国家要走的路。很多时候，中国总是讲有特殊国情，但每当制订政策的时候，就忘记这一点，总是与美国比，要知道有些事情真的比不了，不但中国比不了，德国也比不了，日本也比不了。有趣的是日本这个例子，日本一直想与发达国家比，甚至发动了战争，最后还是发现，真的比不了。技术是要靠积累的，没有积累，即便拿来了，也不好使，最多只能保证一代产品而已。我个人不大认同中国版本的工业4.0，这不是面向全国产业的版本，而是面向少数国企和少数企业的，与整个经济体无关。一个有制造业传统的大国，有13亿人口，很多人连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你要搞产业，只能走精细制造，要发展乡土产业，这是有价值的。一块普通的水泥砖，只要做的精致，不管当地有没有宽带，谁来买都是高价，谁也比不了，这就是精细制造的精髓所在。我在美国，买了个浙江永康生产的炒菜锅，号称是采用了纳米科技制造，世界最高水平的炒菜锅了，但只用了一天，把手就掉了，一锅菜都掉到地上。这种高科技，不搞也罢。还不如就是普通的炒菜锅，精益求精，做到精致到艺术品的地步，你看是否受欢迎？！

　　“财团经济”助中国

　　财团经济。这个我一直在提倡，但我就不明白，这么明摆着的事情，稍微研究一下就能做成的事情，怎么理解起来就这么困难？直到今天，这个事情还没有形成政策，领导们听听都挺有兴趣，但都不下手干。这样拖下去，再下手就晚了。要抱怨一句，那就是中国的事情是少数人明白之后，大领导才能明白，中间有个信息过滤层，就像时差一样，过滤得很厉害，周折很多，拖的时间很长。财团经济，简单说，就是聚散财为有组织、有管理的大资本，发展产业。中国的储蓄这么多，钱有的是，但一直就是乱来。高利贷、众筹满天飞，也不知道搞些什么，最后发现坏事了，变成庞氏骗局了。人才也缺乏，真正能干的，最后发现就那几个人。这种情况怎么搞？当然是搞财团经济。财团经济可以把资源和人组织起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搞财团经济，可以发挥少数干才去脚踏实地做企业，韩国不就是这样吗？大家看到的三星、现代等等，都是财团啊！当然，日本也有，而且搞得更好。究竟怎么搞，怎么设计，怎样与宏观发展结合起来，让这个资本产业组织为中国服务，这是技术层面的事情，我相信有的是办法去解决。套用改革之初的话讲，这就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做社会主义的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呢？！

　　居民财富证劵化

　　居民财富的证券化。这个概念我借过来的，过去都是说资产证券化，指的机构，但我认为，居民手中的财富，也要予以证券化，要让老百姓的储蓄，除了买Coach包、豪表、日本马桶盖之外，转化为更大的动能，这就要靠有吸引力的债券了。如果居民财富都是以现金形式存在，那很可能不妙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消费，要提供债券给市场，消化掉一部分居民储蓄。现在的理财产品是一类，但并不完美，这个出路形成的市场大有可为，要做的事情很多。从趋势上看，债券也是未来一个好的投资品。这是经济周期决定的，美国的经验表明，大约每个7-8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大危机，这样就形成周期了。再后面的衰退期出现的时候，资金将会更为紧张，必然有较高利率水平的债券产品出现，这样在债券市场就有机会了。

　　改革的成功与否主要看政府干部队伍的状况

　　最后讲讲中国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看政府干部队伍的状况。对于现在的改革红利，高谈阔论的多，其实这种人大多都是言论界的人士，名气虽然很大，但不是真正干事的，现实当中，改革红利的取得是相当困难的。现实情况里面，总书记提个口号，指一个方向，这是他的工作，这是政策。按说政府部门就要出政策路线图，来配套实现政策落地。但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总书记喊一句口号，我们就出个政策文件，把口号记下来了，口号还是口号。更麻烦的是，在口号之下，啥事都可以干，啥事都敢干，这就是乱的起源。表面上，中国有一个总书记，下面有两千多个县；实际一看，其实中国除了上面有一个总书记之外，下面还有两千多个“总书记”，都在那里学着总书记喊口号。这事看着稀奇，其实一点不稀奇，现实就是这样。改革，能把这事改了，就是巨大的进步，改革就是要求，既然是政策，那就要拿出政策路线图出来，干什么定下来之后，怎么干也要定下来。目前，这个是缺位的，最多就是糊弄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