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这些年的经济实践表明，最遗憾的就是忽视了企业家这个群体，好像政府自己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到处碰壁，政府叫得响，但因为企业家的缺位，导致政策空转。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在任何社会，企业家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以“市场化”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方案，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尽管这并不表明政府会完全退出经济活动（主要指国有企业部门的活动），但表明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企业，把更多的经济活动让渡给企业。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监管主体，而企业家则是直接主体。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提供有利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环境，为企业家提供动机和动力去专注于经济活动，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这些年的经济实践表明，最遗憾的就是忽视了企业家这个群体，好像政府自己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到处碰壁，政府叫得响，但因为企业家的缺位，导致政策空转。

在设计供给侧改革计划的时候，关键是要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考量，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讨论。

第一，企业家和家人的人身安全，因为安全是任何人最基本的需求。不管什么情况，如果企业家感到其个人和家人人身安全都成了问题，企业如何发展，对其就毫无意义了。

第二，与之相关的是财产安全。企业家是资本的主人，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多数企业家的本质。大部分企业家对环境极其敏感，一旦觉得不安全就需要寻找新的安全地方。

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中国政府多年所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为企业家提供稳定而有利的政治环境。例如“三个代表”理论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共，给他们提供正常的政治参与管道。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中国已经修改了宪法，宪法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和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物权法》更是为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保障。

制度化的政商关系

第三，市场机制。企业家依靠市场而运作，没有市场，企业家就没有活动空间。在这方面，企业家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场空间的垄断状态，在一些领域是国有企业垄断了市场，在另一些领域则是大型民营企业垄断。即使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也是简单地扩张市场，并非提升已有市场的质量。在没有反垄断法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很难发育，提升质量，而往往是相反。二是行政干预。政府行政权力仍然过大，不仅没有把很多权力下放给企业和市场，而且随意干预市场。和西方市场经济相比较，中国仍然是“府内市场”，即市场被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尽管这并不是说政府永远有能力控制市场，但行政的强力干预让市场变得畸形不堪。

第四，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非企业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政商关系既不可避免，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因为政府必须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但企业面对的必须是作为组织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个政府官员，官员只是政府的代表。企业所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政商关系基本上是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制度化。一旦政府官员流动，这种关系也就会中断；再者，一旦企业家二代接班，这种个性化了的关系也往往难以为继，甚至会变得恶化。一些企业家无奈，只能一方面对建立这种关系“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则厌恶这种关系，把小孩送到国外，不想把这种恶劣的关系传递下去。中国企业很喜欢和外国公司做生意，因为公司之间都是法律之上的契约关系，而非个人之间的关系。

第五，金融的平等。直到现在，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条件是不平等的。国家控制的国有银行系统基本上都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它们很难有动力去为民营企业服务，更不用说是中小型企业了。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地方性银行。

第六，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条件。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至为重要，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太大，但它们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要发展中小企业，除了上述金融服务，还需要包括税收、投资空间、咨询提供、人才培养、市场关联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方面政府责无旁贷。

企业要承担社会负担

第七，税赋的平等，不同的税种要维持在合理水平，企业不能承担高过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税赋。对企业要减税，减税才能扩大企业的投资动机，而企业的经济活动的扩大表明税基的扩大。同时，合理的税赋水平为企业家提供不逃税、不做假的动机。现在因为过高的税赋，很多企业都千方百计地逃税，同政府玩“猫捉老鼠”的税收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整税收就成为必要。实际上，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发展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之一。

第八，合理的社会负担。企业要承担社会负担，这具有普遍性。不过，今天中国企业的社会负担，也就是“五税一金”实在太重。一般上，社会负担为企业总体负担的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和过重的税赋一样，过重的社会负担也促使大企业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觉不安全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避免日后被政府追责甚至“清算”。

过重的税赋和社会负担使得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过高。中国现在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所得7800美元），但生产成本几乎已经赶上发达经济体（包括人均国民所得5万多美元的美国），在一些产业甚至高于发达经济体。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很难促成经济可持续的发展。多年来，中国的决策者和立法者越来越呈现出教科书式的决策方式，只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立法。《劳动法》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需要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不过必须真正从劳动者的利益出发。现行的《劳动法》不仅没有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反而促成资方的作假、作弊和逃避，用各种变相的方式于劳动者不利。这里尽管有资方法律观念淡薄的因素，但劳动法的不切实际也是重要因素。

诚然，一个社会的目的也并非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面而非社会的全部。政府决策时需要考量各个社会群体的需求，要在各种需求中间保持平衡。不过，经济还是社会政治的基础，如果经济出现了问题，社会政治都会出现问题。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供给要倾向于企业家。企业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零和游戏”，也可以是“双赢游戏”，政府的政策供给是关键。政府必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实现平衡，倾向了任何一方，就会出现的“零和游戏”局面。（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