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孙涤撰文指出，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事实，要是“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的话，在他们父辈加速折旧之后，别说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没有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都会大成问题。不难想象，数亿贫二代，受过教育、掌握信息，由电子网络联接，接地气又有较高的期待，他们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盼望要是受挫的话，将会带来多么高昂的维稳成本。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中国“两会”在即，要是我们还有能力做顶层设计，还有勇气直面问题，还有决心推进改革的话，那么明确提出取消城乡的户籍限制就是势在必行的改制举措，而规划和落实具体的配套措施则是我们能否有这种能力、勇气和决心的试金石。

户籍限制的巨大扭曲有目共睹，当今世界里可说是绝无仅有。历来对此的批评不绝，然而迄今为止仍是社会的一大特色，约束着几乎所有的市场交易和思维判断。但是却有能成为改革的一顿“白吃的午餐”，带来深刻的转型红利。这里所说的“白吃”，当然是对今后若干代人而言，前此几代人为之付出过痛深创巨的代价。开放以来，户籍的扭曲已有了显著地化解，不过始终未能射出“临门一脚”，恐怕是“先富起来的”城市居民的利益要作出相应调整，因而步履踟蹰。

周其仁所著《中国做对了什么》2010年出版时，曾送笔者一册，细读之下我对他检视中国改革经验而得出的精当见解很是赞同。这里且引用其几个观察和结论。他说中国改革成功之根本就是因为，“拥有举世罕见、数目惊人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邓小平设计的方略和步骤“大幅度降低了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而邓公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从这个视角，让超过欧洲总人口的勤勉劳动力“先流动起来”，流转到能够焕发其生产效率的地域和生产组织，是为关键。其背后的制度推手，也是从户籍制度的严酷限制的“不让”到有限度的“让”。

眼下的问题丛集，我们又“将做对什么？”换言之，中国人面临的实际约束是什么？怎样放松拓展，从而让人们更充分地施展生产潜能？

历史的经验反复在昭示人们，在这世上，凡是好的事物无不需要努力竞取。白得或浪得的，无法长期保有，即便靠运气或被赐予，或迟或速也会得而复失。

彻底废止户籍限制难在哪里呢？试错和改革，博弈到今天，户籍制度处在某种均衡，惰性的均衡而非效率的均衡状态。城里人或许以为乡下人是生来如此，他们不配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公平待遇，是素养技能不够，或对城市建设贡献不足。略加分析，这些偏见都站不住脚。譬如上海，有多少条马路靠本市居民来清扫，又有哪栋高楼是市民盖的？

造成城乡悬殊差别的户口制度象一座高坝，阻断了城乡的交流，造成两边水位的巨大落差。其实这座大坝的合拢晚至1958年。它的法规依据是那年一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检讨户籍限制的制度扭曲是如何恶劣，事实上过去三十余年国民的居住迁徙自由已有了非常可观的改进。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急速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是松绑制度扭曲的结果。随着居住和就业限制的松弛，土地的价值也得到了展现。这些生产要素和引进的资本技术结合起来，焕发出无可估量的生产力。这样的巨变，也许只有挪威的经历可相比拟。挪威从欧洲最穷的小邦跃居为世界最富的国家，得力于大陆架石油的开发，那是老天所赐（要是挪威近海早个十年发现油源的话，它的宗主国瑞典是断不会让其独立的）。然而中国的固有潜能早先之所以无法发挥却是“自作孽”造成的。让人民有流动的自主选择，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结果，今天的辉煌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这个教益使我们认为，彻底废止户籍限制的扭曲可以带来今后持续发展的理据所在。

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事实，要是“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的话，在他们父辈加速折旧之后，别说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没有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都会大成问题。不难想象，数亿贫二代，受过教育、掌握信息，由电子网络联接，接地气又有较高的期待，他们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盼望要是受挫的话，将会带来多么高昂的维稳成本。

但是，即便有了明确的顶层设计，确定出任期内废止户籍限制的目标，怎样逐步拆除这座大坝，逐级降低城乡的的落差水位，仍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否则会酿成洪灾祸害。比如说，健全社会保障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养老健保的个人账户；提供廉租屋，顺便消化空置的或烂尾的城镇房屋；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再培训的设施；开放公允的城市公共服务，接纳新市民的参与，等等。落实取消户籍限制目标的种种具体措施，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制度创新的智慧。（文章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