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这几年也面临着‘活着’的问题。”这是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在2016年亚布力论坛上的讲话。而在2011年，同样是在一场论坛的公开演讲中，洪崎还称“银行利润那么高，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仅仅四年时间，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躺着赚钱”的日子已经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利润增速趋零、不良双升的窘境。

最新公布的上市银行2015年财报显示，银行业绩严重缩水、资产质量大幅下降。部分银行的拨备率已经濒临监管警戒线。

以民生银行为例，2011年末净利润 279亿元，同比增长58.81%;到2015年末，净利润461亿元，同比增长3.51%，利润增速已骤降至个位数;不良贷款率由2011年0.63%上升至2015年的1.60%，增幅近一个百分点。

“从2015年开始，才真正叫‘干’银行。”一位股份行北京某支行行长向腾讯财经感叹。然而，埋头苦干换来的，依旧是财报上一连串黯淡的数字。

困局之下，监管层已经在考虑放松某些指标管制，从而帮助银行释放更多的利润;此外，一些新的业务模式也在尝试开展起来，以缓和银行的信贷矛盾。

利润增速趋零

目前四大行2015年业绩报告已披露完毕，截至2015年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的净利润增速分别为0.5%、0.7%、1.25%、0.28%。除了中行之外，其它三家银行增速均跌破1%。

而就在2013年，四大行的净利润增速均保持双位数增长。

不到1%的利润增速，让四大行的“当家人”在今年的业绩发布会上谨慎的给出了2016年的利润增速目标。

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在业绩报告会上提到，在去年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经济复苏非常乏力，国际大型银行经营都非常困难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银行利润增速正增长都是难能可贵的。”

而建行行长王祖继在提到2016年净利润的预期时表示：“今年制定的目标是争取一个正增长。”在他看来，在今年经营形势上，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一目标的挑战很大。

在当前利息收入仍普遍占到银行总收入的70%左右的情况下，净息差收窄是银行利润减速的原因之一。近两年利率市场化正在深化，2015年央行降息5次，各家银行的净息差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窄。

以农行为例，农行的净利差下降0.27个百分点至2.49%，为四大行中降幅最大。农行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李运表示，这与农行资产结构、贷款客户结构调整和高成本负债占比较高三方面的因素有关。下一步，农行将加强存款端成本的管控，加快消化历史高成本存款;贷款这一端实行分层定价;着力提升投融资业务的收益率。

当被问及2016年净息差走势时，中行行长陈四清的回答是：“还会降”。在他看来， 息差的降低有国家的政策因素，向实体经济做了让利;但如果持续下降，股东回报和银行的持续经营就会存在问题。因此将通过在负债端降低利息支出等手段，让未来的息差“尽量少降”。

除了净息差收窄，不良的爆发加大了银行计提和核销的力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吞噬了银行利润。

不良资产井喷

据腾讯财经统计，截至2015年末，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共6893亿元，全年新增不良贷款2261亿元。

其中，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1795亿元、2129亿元、1309亿元、1660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5%、2.39%、1.43%、1.58%，较2014年末分别上升0.37、0.85、0.25、0.39个百分点。

在不良率维持多年低位运行后，农行成为四大国有银行中，第一家不良率超2%的银行。事实上，农行在2015年第三季度末的不良率就已达到2.02%。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67%，比2014年底上升0.42个百分点。

除了不良率这一指标外，关注类贷款、逾期贷款也同样值得关注。严格来说，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就应该算作不良，而一些银行并没有计算在外;此外，通过批转出表等方式，银行的一些不良贷款可以得到“隐藏”。

农行风险总监宋先平就在业绩报告会上坦言，农行2015年在不良贷款批转出表方面，比同业平均水平少了约300亿元，因此留在账面上的不良贷款就多一些，“如果不算这300亿的话，不良贷款增幅基本上跟其他几大行差不多。”他说。

根据农行2015年年报，该行关注类贷款余额373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633亿元;关注类贷款率为4.2%，同比上升0.36个百分点;工行2015年末的关注类贷款余额5205亿元，同比增加2007亿元，占比4.36%。

不良井喷导致的结果之一，是银行拨备的消耗加速，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骤减，甚至接近150%的红线。

截至2015年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56.34%、189%、153.3%、150.99%，同比分别减少51、97、35、71个百分点，除农行之外，其它三家均逼近银监会规定的150%红线。

雪上加霜的是，2015年，四大行开始实行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四大行高管薪酬均遭遇“腰斩”。例如，工行董事长姜建清、行长易会满的年薪由113.9万元、108.9万元统一下调至54.68万元;中行董事长田国立、行长陈四清的薪酬由118.08万元、108.32万元分别下调至61.79万元、61.33万元。

这给银行如何留住人才提出了严峻挑战。近期就有工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侯本旗离职，一同离开的还有产品创新部总经理薛鸿渐。

解困之方

面对上述困境，四大行纷纷使出了“浑身解数”。

在工行姜建清看来：“困难总会有，但办法比困难多。”工行将强化大零售、大资管、大投行三大战略，并继续深耕信息化、综合化和国际化，依靠e-ICBC来推动工行的转型。

中行陈四清开出的“药方”则是：海外多一点，境内少一点;中间业务收入多一点，利息收入少一点;个金业务多一点，中间业务少一点。此外，他还强调银行要精打细算，减少开支，“自己过过紧日子，也要保证银行利润。”

除了银行方面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外，监管层也在考虑放松一些指标限制，从业给银行释放更多的利润。

腾讯财经从多名银行高管处获悉，银监会正在研究和考虑下调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以帮助银行脱离日渐逼近150%红线的窘境。

建行行长王祖继就在业绩报告会上对腾讯财经表示，拨备覆盖率只要超过100%就是非常好的水平，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今年加大供给侧改革、“三去一补一降”这样的需求情况下，这些政策会让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产生非常大的变化。“客观来讲，调整拨备覆盖率的监管指标，目前有这样的需求。”

“把拨备覆盖率适度地下降，不仅是大行，而且是很多银行共同的心声。”中信银行副行长方合英此前也曾在业绩报告会上呼吁。

此外，债转股、投贷联动作为银行解决企业信贷需求与矛盾的新模式，也在推动之中。据农行行长赵欢透露，目前这两项政策均在研究阶段，“预期很快就会推出。”

赵欢认为，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部分行业部分客户的负债率较高，高杠杆率给借款人和贷款人都带来较大的压力，而债转股是企业债务重组的工具之一。中国此前有过政策性的债转股，现阶段正在研究商业化的债转股。在他看来，商业化的债转股应该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维护借贷双方最大利益。

在姜建清看来，债转股也是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方法之一，作为债权人，银行要本着市场化、商业化、法制化的原则，积极关注这种处置不良资产的渠道，审慎推进这项业务。

投贷联动即商业银行同时为借款人提供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借款成本。尤其是创业企业。目前，四大行均表示正在积极研究投贷联动模式，争取成为试点银行之一。

正如陈四清所言，在经济下行期，银行还要降息支持实体经济的背景下，银行进入了利润增长艰难的新常态。

而从银行自身对利润和不良的预测来看，“干银行”的艰苦斗争，似乎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