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大风险高收入低 做梦都在喊“快救孩子”

不要让儿科医生成为"稀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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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夜班前喝咖啡

张成晔是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1996年，张成晔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工作，一干就是20年。这20年间，和她同一时期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很多都离开了：有的去了其他科室，有的转行，跨度大的甚至当上了工程师。“像我这样40多岁的医生，现在科室里只有3名。”

儿科医生苦，急诊科医生格外苦。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医生常年按照“白班—小夜班(下午4点至晚上12点)—夜班(晚上12点至早上8点)”的顺序排班。医院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停诊，这样的节奏导致急诊科医生们的生物钟全部是乱的。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医生人人都有两件法宝：安定、咖啡。下了夜班要吃片安定，否则睡不着觉;上夜班前要喝杯咖啡，防止晚上犯困。“我们也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我们也知道熬夜不利于美容护肤，但这些我们根本不考虑，只想着下了夜班之后要能睡着，否则下一班就会打不起精神来。”

每天迎着太阳上班、伴着夕阳下班，成了儿科急诊医生最奢侈的愿望。张成晔工作20年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休产假的那段时间，“终于过上了作息正常的生活。”因为常年倒班，张成晔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偶尔听别人说给孩子报了什么补习班，我全都没听说过。”儿子外出旅行，陪同者永远是爸爸，“我在一线工作的10多年里没离开过北京，没坐过火车、没坐过飞机。”急诊科人手紧张，一旦有一个人请假外出，就意味着同事们更替着上班，“别看上班时都生龙活虎的，很多同事因为长期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有各种各样的病痛：科室里有个医生肾脏不好，只要没有出现血尿就会坚持上班;有个同事患有消化道溃疡，发病的时候下了班曾经在回家路上蹲在路边吐血……”张成晔自己也有偏头痛，“现在偏头痛时一次要吃三片止痛药，一片药根本顶不住。”

在急诊科工作20年，让张成晔练出了一身武艺，也让一个又一个危重患儿在她手里起死回生。“一个孩子的生与死，一个家庭的喜与悲，都凝结在你作出判断并迅速施救的那一瞬间，这种成就感是我坚守下来的原因。”一个小手冰冷的孩子，经过她的救治，小手又暖了起来，“摸摸孩子温暖的小手，你会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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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高工作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是国家重点学科，这充分说明北大医院儿科的学术地位和诊疗水平。因此，北大医院的儿科相对多数综合医院来说，规模也比较庞大，大约有60名医生，科室的病房共有172张床位。今年42岁的齐建光已经评上了主任医师，同时还担任科室的行政副主任，但即便是这样的资历，她也绕不过三个字：上夜班。“在我们科室，只有年龄到了50岁，才可以不上夜班。”齐建光这个年龄段的医生们，基本上每周上一个夜班。很多患者不知道的是，他们在上这个夜班之前，先上了一天的白班;下了夜班不能回家，而是要接着出第二天的门诊，忙完当天的门诊之后才能下班。

齐建光1998年硕士毕业后进入北大医院儿科工作。“当时我是自己选择了儿科的专业方向，我喜欢孩子，而且我在儿科实习时，也很喜欢儿科的氛围。”每个科室的医生都被不同的文化塑造成不同气场的人，北大医院儿科的医生们都很温和，科室内的气氛也很民主。良好的小环境、北大医院儿科在全国稳固的学术地位，依然不能将所有的医生牢牢锁定。“我刚到科室工作的那几年，几乎年年都有医生离职。”齐建光说，有的医生出国了，有的医生下海了;最近这两三年，儿科流失的医生比较少，但也有年轻医生跳槽去了民营医院，“公立医院工作强度大，工资水平低。”齐建光说，北大医院儿科并没有出现一些兄弟医院儿科“受气”的情况，但儿科医生们的收入确实不高，年轻医生苦读10年，毕业后要面临着养家的任务，但他们凭借一己之力，甚至付不起一套房子的首付。巨大的生存压力，让一些年轻医生不得不考虑生活的需求，选择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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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用药风险高

小黄是北京朝阳医院儿科的一名年轻医生，读了五年本科、三年硕士，毕业后又到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一培训又是三年。之后，她回到朝阳医院儿科工作，目前担任朝阳医院儿科病房的住院总医师。

“住院总医师基本上要住在医院里。”小黄的工作状态是上24小时班，休息24小时，下班后通常还需要加班。很多患者以为住院总医师就是在病房里转悠，实际上，小黄在上班时间不仅要在病房里诊治住院的患儿，还要负责其他科室的会诊，偶尔也会在病房不忙的时候去支援门诊的工作，同时她还承担着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

朝阳医院儿科病房分为普通病房和新生儿病房。“新生儿病房通常有14到16名患儿住院。”说到新生儿就不可避免要说到产科——朝阳医院产科是病理产科，因此，经常有危重孕妇分娩出的宝宝需要进行治疗，这些新生儿往往从产房或手术室直接进入新生儿病房，“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新生儿转入儿科，可想而知儿科的压力有多大。”

新生儿的体重小，一般体重都在3公斤左右;要是遇到早产的孩子，体重更小了，有的甚至还不到1.5公斤，这就需要医生用药非常精细。高强度的体力消耗对于小黄来说，还真不算什么，反倒是新生儿诊疗的这种精细，让她觉得“心累”。“新生儿用药都是根据体重计算出来的，有的宝宝一次用药只有几微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需要反复核对、反复计算宝宝的剂量，就怕出错。”与成年人不同，新生儿病情变化非常快。以感染为例，成年人感染后一般都会出现发热等症状，但新生儿感染通常不发热，甚至低体温，症状很隐匿，“比如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表现可能就是不爱吃奶、不爱哭闹，肚子胀，医生必须要仔细听宝宝的肠鸣音、结合辅助检查才能判断。”一旦医生没判断出来，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新生儿有可能在半天内就会进展到肠穿孔的程度，需要外科手术，甚至会死亡。

这些新生儿宝宝给小黄带来的压力很大，但小黄依然觉得儿科的工作很有意义。“我读研究生时，是自己选择的儿科专业，因为我喜欢孩子，当时根本没有考虑收入的问题。”如今，小黄偶尔也会和特别亲近的同学聊聊天，问问收入，“还是最低的。”全面二孩政策启动和两会相关议案、提案提出后，小黄觉得今后儿科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收入比起同学们来说不算高，但我依然很喜欢儿科的工作，儿科医生真的很重要。”

专家：儿童医院院长倪鑫

恢复儿科专业招生

做医生难，做儿科医生更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千人儿科医生比率为0.53，美国是1.46。照此比率，我国儿科医生缺口至少20万。儿科医生的工作状态就是：压力大、风险高、收入低。北京儿童医院一名急诊科的医生说梦话都在喊着：“孩子不行了，快叫主任来!”她的丈夫握着她的手说：“叫了叫了!”她才继续睡去。医生少，患儿多，医务人员拼尽全力也难免照顾不周。一家只有一个宝贝孩子，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痛，家属心情尤其急切，指责、辱骂甚至动手就成了常事。儿科用药的风险也比成人高，细微的差别会在机体里产生明显的变化。高强度的工作让医生身心俱疲，一些儿科医生选择了离开。

“中国儿科医生正在成为国家的稀缺人才，儿科医生请不要走，我们需要你!”倪鑫说，人才培养源头的断裂从根本上影响了儿科医生的后备力量。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1999年起停止招生，人才供应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儿科医生的短缺。儿童医院不仅招不到人，还面临医生流失，一些儿童医院同年入职的医生有近30%离职。在综合医院，儿科因为收入低，同等工作量的儿科医生绩效低于其他科室，成为医院的包袱，部分儿科医生开始转行。儿科医生越是紧缺，工作压力就越大，在待遇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只会有更少的人从事儿科医生行业，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但目前高强度的工作，即使是提高收入，不少医生也不愿意干儿科。曾经有一名医生想来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上班，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结果这名医生实地考察后，就给当时的急诊科领导打电话说：“就这劳动环境和工作强度，一个月给10万我也不愿意干!”

倪鑫说，要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首先要开源，例如加分、恢复儿科系，但这解决的仅仅是门槛问题，进去了能不能留住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儿科的薪资待遇问题是核心问题，医院的发展、文化建设、科研水平也是儿科医生成长的重要外部环境。要解决儿科医生的薪资待遇问题，第一要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给予儿科医生特殊政策，以提高薪资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儿科的医疗收费体系，重新计算儿科的人员成本、处置费用成本，提高服务性收费，降低药品加成，形成更合理的医疗价格体系。此外，还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儿科医院建设，增加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