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二季度及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基本情况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69044亿元，同比增长7.4%。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同比增长7.5%。这个“期中成绩”如人所料，不出大格，是多数人希望看到的，尤其是决策层期待的。接下来，少不了有一段时间的“GDP话题热”。无非是三层意思：一个是解读，一个是预测，一个是建议。
7月11日笔者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GDP数据：真实比黄金更重要》一文中，讲了GDP数据是“怎么来的”。核心意思是说，要区分开GDP的两个意义：一个是作为“客观生产结果的GDP”，一个是作为“主观数据的GDP”。“GDP数据”是核算出来的，是可以“任意”调整的，有不同的标准、方法和口径，有误差，也有“拍脑袋”、造假;“客观生产结果”是确定的，不管怎么核算，数据如何调整，它就是那么多。因为“GDP数据”永远都不可能不折不扣、原原本本地反映“本来的”生产成果，追求的只能是最大程度的“真实”，只能是一个大致的区间值，所以，解读不必纠结是7.4%、7.5%或者更低、更高一些的“确定的”数值，只要这个“区间值”是接近真实的、可靠的就很不容易。
进一步讲，即使GDP数据是完全真实的、可靠的，仍有若干局限性和问题，它不是分析经济形势的充分条件，说它重要是因为它是必要条件。
我们都知道的经济学和日常经济生活常识，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一般来说有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问题对于分析经济运行而言缺一不可。GDP反映了生产活动创造的最终成果，但多少人参与了这些成果的创造，多少人想参与而不能参与这些成果的创造?“失业率”是衡量一国经济运行最重要的一项指标。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能够大体上反映就业、失业状况的统计指标，官方统计口径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几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1978至2013年的36年间，“城镇登记失业率”最高的是改革最初三年的5%上下，最低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三四年2%上下，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在3%左右到4%左右，2002年以来12年间没有超出4.0%-4.3%区间，2010年以后的4年一直是4.1%，成了个“常数”。上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但那几年官方失业率显示的仅为4%。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约4500万外出务工人员失业，约占27500万外出务工人员和农民工的17%，但官方统计的2009年第一季度失业率仅为4.3%，与高歌猛进的2006、2007年的4.1%没什么差别。
实际上，失业率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理应是高低起伏变化的，经济景气时失业率较低，经济下行时失业率较高。在美国，决策者和投资者最关注的数据就是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五发布的就业报告。
可见，光“解读”GDP数据，据此分析、判断、预测经济运行状况是远远不够的。比较而言，能够反映实际就业状况的“失业率”指标在经济分析中更重要。正因为重要，所以“失业率”数据的缺失是我们宏观经济指标体系的最大短板，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更需要解释、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都说确定“GDP下限”是为了保证就业，那么，就业和GDP到底有怎样的相关关系?连一个基本的“失业率”数据都没有，不管两者相关性如何，这个“GDP下限”是怎么估算出来的?
再举一个“着刀”一点的问题，GDP数据不能反映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不说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单说GDP在劳动者、企业、政府之间的分配。30多年来GDP高速增长，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高投资、低消费”，“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得益于“人口红利”。这种GDP切割方式，产生了三个严重后果：一是长期以来消费不足，靠投资推动增长;二是因为劳动比资本便宜，企业更愿意雇佣劳动代替资本和技术，而创新动力不足;三是大量的政府投资低效率，产生垄断，滋生腐败，拉大贫富差距。这种增长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大程度上决定于财富存量而不是GDP.GDP是财富存量的重要来源，但财富存量的增长既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更取决于经济增长质量。在增长质量高的情况下，财富存量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加;相反，财富存量不一定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加，甚至可能会随着GDP的增长而减少。[page]
笔者认为，目前最紧迫的是，国家统计局、人社部等相关部门应抓紧研究失业率统计问题，尽快有一个能真实反映就业状况的“失业率”指标。
其次，建议国家统计局同时公布按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核算的GDP数据。以此从不同的角度和环节更全面地反映GDP的来龙去脉，准确性和可信度更高一些，避免不必要的“口水仗”。
第三，建议干部培训时开设“国民经济核算”课程，至少要有一个“GDP常识”的基本启蒙课程，以减少“拍脑袋报数据”的现象。领导们要知道GDP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能“糊涂庙糊涂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