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开始四处借钱入股煤矿。当时煤价高，一吨能卖到800块钱，纯利润就有400多(元)。”王耀刚回忆道，“开个煤矿，一年就能挣几千万元，谁不眼红啊。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在借钱弄煤矿，我也就动心了。”

　　然而时运不济，从2005年到2010年，王耀刚3次投资煤矿、焦化厂，均因资金周转不灵而以失败告终。“不但没赚钱，还欠下了几千万元的债。”王耀刚的妻子撇撇嘴，有些埋怨地瞟向丈夫。

　　在被追债的日子里，王耀刚尝尽了人情冷暖。“我曾经一天接100多个追债电话，甚至被十来个大汉堵在胡同里，不还钱就不让走。”说到这儿，他缓缓吐出个烟圈，沉默了片刻。烟雾缭绕里，仅仅40岁出头的面庞尽显沧桑。

　　“他还给人做担保，借了200万(元)，结果人家厂子倒闭跑路了，这钱就只能他还，连本带利390万(元)。”妻子说着，抹了抹眼睛，“家里整天乌烟瘴气，都是来要债的。”

　　“当时没有办法，只能再次选择买煤矿。”王耀刚苦笑着拍了拍妻子的手，“只有这样来钱快，才能把债尽快还清。”

　　2012年年初，他再次委托朋友高息借贷，买进一个不大的煤矿。“还好运气不错，当时煤价高，我也挣了不少，还清了一部分钱。”

　　不曾想，同年起，煤炭价格开始回落，王耀刚忙将煤矿低价转手，用仅有的一笔转手费租下两家店面，做起了火锅生意。“也是为了让债主放心，我的店在这儿，人能跑到哪去。”王耀刚说。

　　问及两口子未来的打算，王耀刚掐断手中的烟，迷茫地搓了搓手指，“满城都是我的追债人，我哪里还有什么未来，走一步看一步吧”。

　　而王耀刚嘴里的这些追债人，大多数也有着和他一样的苦恼。

　　“他们是讨债的，同时也是欠债的。”神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喜林感叹道，煤炭市场繁荣时，当地几乎人人都拿出了所有积蓄，找熟人、熟人的熟人转借，以近乎疯狂的高利率，将钱投入一片片煤田，希冀成为巨大利益中的一分子。“这样的借贷可以毫无约束，打个白条或者熟人介绍就能借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资金。然而一旦某个环节发展环境改变，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民间借贷链就会彻底断裂。”

　　“据说神木的民间借贷规模有200个亿，也有人说不止200亿元。这个数据没有统计，也没法统计。”罗喜林说，因为除了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外，还有不少没有登记在册的地下钱庄和个人放款，“这个数额不是小数，也算不清楚。”

　　日前，神木县已成立化解民间融资风险和打击处置非法集资专项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处非办”)。

　　据处非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处非办共接到非法集资案件报案线索245条，涉案金额79.4亿元，涉及报案群众7458人。已受理案件104起，经初查正式立案72起，涉案金额66.75亿元，涉及参与集资群众5752人，涉及犯罪嫌疑人181人，目前刑事拘留96人，执行逮捕72人，取保候审59人。

　　“这么大规模的借贷危机，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罗喜林说。

　　房价跌幅过半

　　不少楼盘烂尾

　　而神木的“借贷危机”，也不仅仅体现在煤矿产业。大范围的楼盘开发，让当地房价在2013年之前的多年里连续攀升。

　　说到房价，在神木县红柳林村“窝”了一辈子的张兴(化名)倒吸了一口凉气。“现在这个价钱，不管是大房子还是小房子，咱都买不起。”他抬手指向城北，“那里的房价据说要卖一万五六每平方米，可最后呢，还不是就停在那!”

　　张兴手指所向处，是神木县城北约六公里的神木新村。11.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30余个楼盘，100多幢楼房沿南北通路绵延数公里，可容纳县城十万人口。

　　可惜，新村“招摇”的体态，并未引起当地人的兴趣。

　　在那里，法治周末记者看到，多数建好的楼盘周围空无一人，大门处以木板作为围挡。新村南边的一幢楼房，钢筋混凝土的骨架初显，荆棘、黄蒿丛生，本应施工中的塔吊正懒洋洋地在半空中晃荡着身子。

　　这座空城，让张兴有些不解。在县城旁的红柳林村，他安然地养着他的骡子和几十只山羊，而距他三公里外的那片新村工地上，正矗立着他毕生未见的“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