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房地产市场的退烧,关于中国经济最大的争论, 莫过于中国的经济,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否处于“泡沫”阶段。

这个问题,可能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这篇文章很可能也说不清楚。有的诺奖得主认为经济几乎总是处于不同程度的泡沫之中;但也有诺奖得主认为即使是在日本房地产泡沫、美国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崩盘之后,也不能盖棺定论, 确认一定发生了一场经济泡沫和崩盘。

经济泡沫的产生,首先需要有新事物的出现。无论是郁金香、电子管、互联网,还是美国遥远的路易斯安那州,或是迪拜的棕榈岛,泡沫的诞生往往和一种新事物、新产品、新技术, 或者新的经济地区相连。由于新的技术、产品、 市场的出现,人们就很难用传统的方法或者维度来评价新鲜事物。而对传统体系的否定,和对历史规律和经济学原理的挑战,就会给上文所说的“新思维”、“新模式”提供成长的空间。

正是因为人们难以用传统的理念来解释,泡沫才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其神秘性,而这,无疑会激发更高的投机热情,引发投资者希望获得更高的收益。又由于投资者不愿意了解或承受高收益背后的高风险,或者由于这种风险本来就无法在崩盘之前估量,投资者这样一种天真而美好的“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愿望,往往就成为泡沫形成最好的铺路石。

除去技术创新之外,经济模式的创新和金融的创新,是又一种难以用传统经济理论或者市场规律来解释的事物。无论是南海公司提出的西印度洋奴隶贸易、日本经济腾飞过程中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的不透明的金融控股集团的经营模式,还是美国房地产危机中的“金融创新可以帮助每个家庭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的口号,新的金融产品、金融理念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有可能引发泡沫。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效果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验证,所以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带来的泡沫,往往比由新技术带来的泡沫,持续的时间还要长,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历史上的诸多泡沫案例表明,几乎人类的每一次泡沫背后, 都离不开政府的推手。一方面,政府通过货币创造,提供天量流动性为泡沫的形成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 政府往往在泡沫形成过程中,直接通过制定相应政策,鼓励、促成,甚至亲身参与泡沫的形成和发展。再有,就是政府通过不同方式为市场中的投机行为提供隐形的担保,鼓励投机行为不必承担他们所应当承担的风险。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所说,“通向奴役之路往往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 有些时候,正是因为政府积极的政策,才成功地把经济一次又一次地推上了波峰。然而,由于市场规律迟早会发挥作用,政府往往会很无奈地亲眼目睹经济在亢奋之后,又一次次无助地跌落回波谷。

毫无疑问,金融行业每一次都在金融危机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正像中国老话里讲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很多危机最终还是由投资者的贪婪和对风险的忽视,甚至藐视造成的。

正所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金融行业往往会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社会公众的谴责,但很多投资者和社会大众在谴责金融界的同时,似乎忘记了金融界归根到底只是起到中介作用,没有投资者和社会大众自己的参与和推动,经济和市场也许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如此波动和狂野。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