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入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高校博雅教育再启路线图?

　　清华校长陈吉宁、学者甘阳共同为“新雅书院”揭牌。

　　9月27日，清华大学“通识教育实验区”新雅书院举行成立典礼，学者甘阳担任“实验区”总监。生命学院院长施一公院士、美术学院教授李睦发表了致辞。

　　此次入读新雅书院的全体本科新生，是清华大学探索通识课程与养成教育的首批试水者。新雅书院推行住宿书院制度，所有入选学生按学科交叉和大类融合的原则安排宿舍。开设课程则以“文明与价值”为主线，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科学为基础，推及政治、经济、社会和传播，本学期新开设了“《史记》研读”、“早期中国文明”、“法律与文学”、“艺术的启示”等4门通识课程。

　　长久以来存在的高等教育“专与博”之辩，使得通识教育长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话题。早期出于意识形态影响及专业技术人才需求，在“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的调整思路下，中国曾大幅增加专业类院校，以人文社科为内容的通识教育曾长期被废止，仅在政治教育课程中有所保留。这一趋势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所改观，例如1988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加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育的工作意见》，指出要为未来高级专门人才的成长打下较宽的基础。本科专业种类也由原来的945种，逐步调整到1998年的249种。

　　但随着近二十年来的教育产业化改革，大学教育实用化、工具化的倾向愈演愈烈。与此相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也逐渐变得多元化与碎片化，如何在大学中重塑主流价值观，加强精英教育，这一问题逐渐引起政治核心层与人文学者的重视，21世纪初，通识教育由此提上日程。

　　目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形成了以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为代表的三种模式。其中以复旦大学模式最为彻底，复旦构建了覆盖到全校学生的通识教育体系，全体学生在“复旦书院”内打破专业划分共同居住，需选修12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为全体学生塑造一个跨专业的开放氛围，缺陷则在于可能会流于形式，变为各种专业知识的通俗讲堂，最终起不到人文化成、心智启蒙的“通识”效果。

　　而武汉大学模式则是改革力度最小、也最被广泛使用的模式：开设全校通选课、供全校学生选修。这种模式操作起来相对容易，即使是资源匮乏的地方院校也可采用。但缺陷与复旦模式相仿。

　　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同样由甘阳发起，除面向全校开设公选课外，其核心在于“博雅学院”这一独立的四年制通识教育学院。博雅学院除了国家规定的公共必修课之外，其课程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经典学习，开设过的课程包括“《荷马史诗》”、“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史记》”、“四书”等。二是古典语言课，包括一年级的拉丁文，二年级的希腊文，以及古代汉语。三是古典研究，开设过的课程包括“古代希伯来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典乐理基础”等。四是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开设过的课程有“民主与爱欲”、“主权问题研究”等。另外，还有一部分修养课程，如“书法”、“外国美术史”、“绘画技法”等。目前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北航文科实验班等均采用这一模式。

　　此次清华大学的“新雅书院”，看起来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模式的翻版。这一模式所引起的最大争议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大师是否可通过这种模式培养?学习内容如此曲高和寡，学生是否成为了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牺牲品?

　　这一问题涉及到通识教育的意义所在，目前国内学界对此的看法可分为以下几种：一则认为通识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就是要培养帮助人建立全面的人格，提升人的生命境界，发展其理性、道德与审美;二则认为通识教育有别于专业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负责任的公民;三则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德行的文明承载者，对世界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作出贡献。

　　甘阳本人的通识教育理想，或许更多在于以第一、二种看法为手段，并最终以落第三种看法为目标。他在新雅书院开院的主题演讲中表示，中国大学的本科书院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土壤，并非追求抽象、空洞的理想目标，而是务实于可操作、现实性的育人要求;并非照搬牛津剑桥等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而是从清华的实际出发，探索中国本科书院的特色之路。

　　在2013年中山大学博雅硕士班结业典礼上，甘阳曾再次提起过韦伯“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一针对现代世界的著名判断，并认为现代社会若不是有一批教育家、思想家在坚持针对人类灵魂的教育，西方开创的现代和现代社会是一个“人类最糟糕的世界”。甘阳认为，古典教育虽然是博雅教育的重要一环，但它更是一项面向现代性的教育工程。其作用在于通过探索当下的真问题，改变僵化老旧的高校课程设置体系，并最终提高教育品质。

　　治理话语的兴起

　　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式将“治理”一词纳入政治话语体系。2014年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政治研讨班上再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

　　治理话语的正式提出，可说是对过去改革经验的一次系统总结与提升。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曾在不久前召开的莫干山青年会议上讲到，国家治理是一个尚未破题的题，一是对于何为“治理”在概念上尚未有共识，二是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尚在探索之中。《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十月号以“新政的治理逻辑”为题，组织了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讲师李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亚新、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傅蔚冈就治理话语的意识形态起源、本轮司法改革的前景、以及户籍改革的现状分别撰文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