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10月号封面

　　此一专题的策划者认为，从全球视野来看，治理话语的兴起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影响力。它强调了一种灵活的、弹性的、回应性的治理方式，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权力与市场和资本关系的建立，同时也代表了国家功能、边界与原则的重新界定，并由此带来了政策议程与治理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而这一变化趋势，与1990年代以降中国政府体制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迁，例如“地方政府锦标赛”体制的建立形成了某种呼应。近二十年来，中国政府采纳了一系列市场化、企业化的运营思路，建立起了科层化、行政化、部门化的治理体系，并通过司法、行政、立法、监督、安全等领域的配套改革，改变了治理逻辑，为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框架。

　　不同层面的利益固化，可以说是当前的隐形危机之一。治理话语可说是一个以顶层设计方式、强行介入并打破这一固化趋势的切口。

　　例如李泉《当代中国官方治理话语的意识形态起源》一文认为，目前，一种将国家政策整合进资本积累进程，并同时强化统治权力结构的治理方式，正在走向成熟。傅蔚冈《户籍改革困局：新逻辑与旧利益》一文则将户籍制度的改革死结同样归为地方与部门利益的作祟。而王亚新《法官独立的政治含义》一文则将地方法院的法官独立困境，归结为由司法保驾护航的“政绩竞争”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但文章并未流于“司法独立”的俗见，而揭示出决策层希望将自己从总体性政治责任中进行解套和切割的改革逻辑。

　　利益政治由此构成“治理”话语的另一大背景，它正在迫使执政者改变以往的全能形象，扮演一种更为超然的公正调解者角色。政府不再积极介入利益冲突的前线，更多借助抽象化和中立化的治理技术在幕后进行调和。“治理新政”在表面上采取了技术化的路径，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决断。

　　【本周言论】

　　世纪交替到90后这一代，总体来说，人们更渴望直接参与，信息也更多元。但组织结构扁平化、信息控制严格的结果是有效的公共辩论也在减少，民间更难形成思想和行动的共识，对来自资本和政治方面的控制也更难抵抗。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很容易产生信息过载，但行动乏力的沮丧。

　　——专栏作家安替在财新网发表《90后爱情和政治的变与不变》一文，讨论十几年来从70后到90后的代际交替，“只有王小波准确表达了更替的本质：爱情依然纠结，技术更像我们的主人。”

　　“我非但不会劝人不要移民，我还要鼓励他们移民呢，因为对于移民海外的国人，那些在国内骂得越多的人，出去后往往转变得越快，因为他们把国外想象得太好了，他们对欧美的印象是电影和广告上看来的，和真实的西方差距太大了，结果出去后失望者众多。”我告诉这位提问者：“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观察者网摘自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书。张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移民问题将越来越去政治化，换一种方式生活早已是全球化后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必做过多的政治解读。并以台湾为例：台湾地区已经“民主化”20多年了，2300万人口中至少有150万台湾同胞在大陆工作、生活或学习，“如果一定要从意识形态解释的话，这不就是‘用脚投票’吗?”

　　他未死于入选教科书的那天，更未死于被极力排挤出教科书的今天。在群氓配合犬儒要从教科书里拿掉鲁迅之际，我想告诉他们：地火，不是在教科书里运行的，你永远不可能从现实中拿走鲁迅。

　　——香港作家廖伟棠近日在腾讯·大家专栏发表《重读鲁迅的<野草>》一文，纪念今年9月25日鲁迅诞生133周年。

　　很多人把全球化看得太简单了。最有意思的，其实是看个体的思想有什么改变，比如画家和在工厂里的工人。他们的文化，读的书，以及思想和意见，是最重要的。实际上，我不是一个喜欢理论的人，什么‘主义’我都比较讨厌，太狭隘了。我就是对个体感兴趣。

　　——美国作家何伟(彼得·海斯勒)接受《中国改革》记者采访，谈到他写丽水画家村时写了很多关于全球化的内容，但他选择只写故事，不谈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