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GDP增速维持在7%-7.5%左右是可接受的范围。当务之急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不断推进改革，避免重回投资主导增长的“老路”，尤其是要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如果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过分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
另外，尽管当前全球经济处于复苏过程中，但复苏力度并不是很大。未来一年，全球经济的主要挑战是就业和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各国有效应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将非常重要。
产能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证券报：8月中国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包括CPI、全社会用电量等创下新低，不少人认为这与国内经济有效需求明显不足有关，并对未来的GDP增速表示担忧。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新常态”期间的经济增长模式?
朱民：我认为宏观经济数据不好，或许应该有不同的解读。比如CPI数据，整体需求不是特别强，的确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中国CPI受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影响更大，而今年食品价格总体指数和能源指数总体往下走，对中国CPI走势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大宗产品价格目前下跌幅度非常大，这是影响中国CPI的重要因素。因此，目前物价走势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内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外因素。
回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我认为中国一定不能再重走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1%，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这也是现在很多中国公司盈利水平低的重要原因。因此，未来中国必须采取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走以消费为主导、科技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担忧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必要，GDP增长7.5%、7.4%还是7.3%并不重要，考虑到中国的就业需要、财政收入需要，7%-7.5%左右的增长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当务之急是在经济“新常态”期间，不断推进改革、推进整个经济结构变化，避免重回投资主导增长的“老路”。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占中国经济的投资比重高达20%，且关联了约160个行业，是钢铁、铝、电器等行业的需求大户，房地产业波动将直接影响诸多行业和投资。中国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新能源、环保等产业，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
中国证券报：现在是中国经济调结构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及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退出等因素，使得中国货币政策放松的预期增强。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应怎么调整?
朱民：中国的宏观基础比较好，从流动性角度来说，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中国的冲击可能比较小，但不能低估利率水平变化的影响。如果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撤出，导致全球利率上升或利率波动的话，同样会引起中国资产重新定价，引起中国资金流动的变化。但是如果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过分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
美量宽退出影响全球利率水平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全球经济复苏前景?
朱民：尽管当前全球经济处于复苏过程中，但复苏力度并不是很大。从上半年情况看，全球经济增长仍然出人意料的疲软，我们已把经济增长前景从3.7%下调到3.4%。实际上，当前不同的经济体正处在不同的周期中。发达经济体仍在努力恢复经济增长，美国经济一路领跑，欧洲、日本还没有完全走出困境。新兴经济体已走过发展周期高点。在过去18个月中，90%的新兴经济体都在减速。
未来一年，全球经济的主要挑战是就业和增长，另外，各国有效应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将非常重要。
中国证券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对新兴市场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看待全球利率水平变化?
朱民：如果美联储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动荡同时发生，且与增长的前景不一致，则有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近期做了一个测算，我们发现新兴市场的利率水平，平均下降460个基点，但其中320个基点是因为外部的宽松流动性所致，国内宏观基础的改进只占140个基点。由此判断，如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话，利率水平会不会由此反弹320个基点，这是一个巨大问题。因为宽松的流动性导致资产错误定价，定价太低无法充分反映风险。同时，宽松的流动性，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价格大幅上升，社会融资规模也节节上升。
目前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公司债债务总额已达1.2万亿美元，已和美国的垃圾债券的总额相等，这是一个巨大变化，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同时，新兴经济体的财政状况并没有改善，整体负债率维持在40%左右，这是因为全球利率水平的变化对财务有很大影响。
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超过6500亿美元资金流入新兴经济体，压低了利率水平、压低了风险定价水平，新兴市场国家的杠杆率、发债规模、融资规模等都在大幅上升。因此，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正面临一次新的外部环境变化，也面临如何对本国的宏观政策和整体管理的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在这个挑战下，谁能活、谁会输都很难讲。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新兴市场国家从定义上来说，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资金撤出后，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开始紧缩，而紧缩有三个重要环节：第一，美联储操作的框架透明度和过程顺利与否;第二，市场结构对于美联储政策的反应和变化;第三，新兴市场国家本身的宏观基础，能否适应市场和美联储政策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