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凶还是受害者？

　　伴导村的代办员叫张静民。今年62岁的他，曾在村里担任会计30余年。“他比较憨厚、实在，是个好人。”王永波说。

　　在正信合作社出事前，经他之手吸储600多万元，波及180多个家庭。“这600多万元以本村居民为主，亲戚、朋友、邻居都有，我自己积攒大半辈子的30多万元也存进去了。”张静民说。

　　从2011年3月开始，张静民成了正信合作社的代办员。“他们去家里找了3次，我都拒绝了，最后他把账放在我家里，碍于情面我才答应做了代办员。”谈起自己成为代办员的过程，张静民说。

　　另一个村的代办员王明亮告诉记者，正信合作社选择的代办员多为退休村干部、教师、生意人等，因为这些人活动能力都比较强;从年龄上看，老人居多，180多位代办员，70%是50岁以上的人，这些人在村里德高望重，在老百姓中的口碑较好。

　　5月中旬，得知正信合作社出事的消息后，几乎每天都有村民向张静民追债。家里的5亩土地，是他目前的收入来源。面对600多万元的压力，他根本无力承受。“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在1000元左右，一年的全部收入是5000元。”他说。

　　两个月下来，张静民瘦了十几斤。5月底的一天，他写了一份遗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交待一下后事”。“感觉对不起受害的老百姓，对不起亲戚朋友。如果不能把老百姓的钱追回来，我活下去的可能性不大。”他说。

　　刘高峰告诉记者，张静民并非个例，也有其他代办员试图轻生。“这么大一笔钱，实在顶不住压力。”

　　“其实我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王明亮说，因为担心社员们来讨债，平时连家都不敢回，走在村里就会被人指指点点，不知情的村民认为自己是骗子。

　　“公安局说我们非法，除业务费全部退回外，还要追究相关责任。”采访中，张静民对此很担忧。

　　“有人认为我们是帮凶，我们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代办员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