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其实“4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找不到准确的数字。财政新增的投入，1万亿至2万亿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贷款10万亿，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过去，经济再次下滑，而且是带着更为严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你“4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是十足的饮鸩止渴。这个“4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那时有多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时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增加投资，唯恐赶不上这班快车。结果怎么样?从担心踩空到追加投资，现在深度套牢。所以我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打乱了企业的预期，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现在企业家碰到我都问：“政府什么时候放水?”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还想再被套一次吗?在一个强势政府的国家里，政策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眼睛盯在政府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企业家如果总想着怎么把准政府的脉搏，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而是在经营传统的农业。传统农业有什么特点?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是靠天吃饭，而是旱涝保收。企业如果每天都在猜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经营计划，这个企业就危险了。老天不下雨，今年干旱，农业没收成，企业可以没有收入吗?
从“4万亿”一出台，本人就持反对意见，因为这4万亿的绝大部分是投资，而中国经济的问题正是投资过度，形成了太多的过剩产能。大家看到了媒体的报道，明明知道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投资项目，得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手舞足蹈，“吻增长”(亲吻增长)。这个批文是什么?是死亡通知书。钢铁行业产能大量过剩，现在又上一个大钢厂，这不是找死吗?但是为了拉动当年GDP，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短期化，没人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着想。
方向错了不改，反而越走越远。“4万亿”扔下去，连基础设施都过剩了，高铁过剩，公路过剩，机场过剩。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了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的状况大家都知道，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是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高铁没有独立运营的能力，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活不下去，这就是过剩的标志。健康的实体一定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能够盈亏平衡。
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可能成为增长新动力
当投资驱动走不下去时，人们把希望又寄托在消费上。想什么呢?中国的消费者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可怜的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让人家冲上去扛大梁?你以为消费者是谁?消费可不是想拉就拉得起来的，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决定消费，并不是你出一个政策，提一个口号就能拉起来的。在投资、外需没戏的情况下，消费能不能顶起半边天?能不能够填补投资和外需留下的空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做理财，都知道有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不理人家，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现在要消费者去推动停转的轮子，这不是一厢情愿么?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间分配的变化，这张图是政府预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去十几年间，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稳定地上升，从1995年的10%，增加到去年的22%，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少收，这不是国进民退又是什么?这里的数字还只是预算内的收入，预算外收入每年都有两、三万亿，主要是卖地收入。如果包括预算外收入，保守些讲，今天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应该接近30%，相当于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的水平。
政府预算财政收入/GDP
这张图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有人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原因，是有一个强势的政府，这话不符合历史事实。改革开放30年，前15年不是强势政府，而是政府经济职能的弱化，是国退民进和小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0%。政府少收，企业和居民多收，经济就繁荣。家底厚实一些了，政府就开始伸手，1995之后的15年是国进民退的时代，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收入分配对政府有利，对居民不利，消费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增长落后GDP。不仅如此，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过去十年中，统计局未发布基尼系数，我们能得到的数据是2001年的，那一年是0.4，这是国际警戒线，高于这条线，社会稳定就可能出问题。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没人知道，有些民间的独立调查表明，已大大超过了0.4.
为什么谈收入分配?不仅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就越是上不来。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探索新出路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充其量是鸦片
外需的疲软仅仅是当前经济下行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片面地追求GDP的高增长，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体现在产能的形成和投放超出了国内居民购买力的支持。内因是主要的，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暴露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结构性的失衡本来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纠正，但在过去十年间，改革滞后甚至停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微观层面上，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如何去应对?不能像2009年那样，再来一个“4万亿”，因为宏观政策对结构性的问题基本无效。头疼发烧可以吃去痛片，减轻痛苦，但不能靠去疼片治病，治病要吃消炎药。政府只喜欢去痛片，不喜欢消炎药，总说消炎药副作用太大，其实所谓的副作用不过就是政府的那点利益，再一个原因就是消炎药见效慢，政府要的是速效，是他任内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政府预算财政收入/GDP
这张图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有人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原因，是有一个强势的政府，这话不符合历史事实。改革开放30年，前15年不是强势政府，而是政府经济职能的弱化，是国退民进和小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0%。政府少收，企业和居民多收，经济就繁荣。家底厚实一些了，政府就开始伸手，1995之后的15年是国进民退的时代，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收入分配对政府有利，对居民不利，消费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增长落后GDP。不仅如此，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过去十年中，统计局未发布基尼系数，我们能得到的数据是2001年的，那一年是0.4，这是国际警戒线，高于这条线，社会稳定就可能出问题。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没人知道，有些民间的独立调查表明，已大大超过了0.4.
为什么谈收入分配?不仅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就越是上不来。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