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员郭宪功撰文指出，斯里兰卡必须借助经济危机进行反思，获得成长。如果经过这次危机，斯里兰卡能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限制，并在此限度内独立自主地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也许是斯里兰卡之福。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者。与斯里兰卡相同，中国也经历过独立后在大国之间谋生存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国会尊重斯里兰卡的独立自主。当然，斯里兰卡也应该为中国这样的友好投资国创造安定的投资环境。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未来，对于斯里兰卡这类有友好合作历史和基础、但政府对外政策受政党更替较大的国家，中国所要做的绝不是沉迷于片刻友好繁荣的假象，而应认清双方展开合作的真正基础，不要期待对方能够超脱自身的政治经济结构。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与这些国家关系之时绝不应将视野局限在纯粹的经济利益上，相反，要超越一时一地之利益，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推动文化、科技和社会等全方位的合作交流，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等大型战略，在真诚帮助友国搞建设的同时，着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共同繁荣。

　　10月18日，《南华早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贷款令斯里兰卡付出代价，科伦坡敦促北京既往不咎（Let bygones be bygones,Colombo urges Beijing, as Chinese loans take their toll）》的专访报道。专访对象是斯里兰卡财政部长。文章指出，斯里兰卡正在遭受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斯国财政部长表达了与中国修复关系的迫切愿望，并要求中国调整对斯国贷款的条件，以帮助其度过困境。然而，在传递出对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之迫切需要及优惠政策的同时，该部长并未对中国对既存工程陷入僵局之关切做出正面回应，而只是说，“问题不是我们造成的，只是我们继承的。但其解决必须依法同等处理。任何国家都需要FDI，但必须合乎该国的法律。”更进一步地，斯里兰卡将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归结于前任亲北京的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政府向中国过度贷款，并声称将整顿腐败的前任政府留下的糟糕财政。

　　不论多么不情愿，斯里兰卡当局终于不得不向中国寻求帮助。甚至有消息称，斯里兰卡正在重新考虑让中国军舰停靠斯里兰卡的码头。因而，对斯里兰卡的战略局势重新评估，反思和调整中国的对斯战略，正当其时。以下就背景、危机和对策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背景：新兴地缘国的独立自主之道

　　福祸相依的地缘战略重要性

　　六百多年前，当郑和生擒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献予永乐大帝之时，斯里兰卡尚处文明边陲，几无外人理会。自16世纪起，斯里兰卡开始受到第一批现代海权国家“光顾”，曾先后被葡萄牙和荷兰统治。18世纪末，斯里兰卡成为英帝国的殖民地，其地缘重要性隐而不彰。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地缘争夺的新局面才被打开。但仅凭地理位置，并不能帮其取得地缘战略地位。唯有当中国逐渐崛起，斯里兰卡作为新兴地缘国的地位才愈发凸显：斯国处于印度洋关键海道上，对中国确保能源安全以及今后参与印度洋事务都有重要意义。

　　对于斯里兰卡这样的小国而言，此等地缘战略重要性是福也是祸。福的一面是，只要处理得当，这种地缘优势便可以转化为国民福利；祸的一面则是，若处理不好，此等地缘优势带来的大国争夺便会成为“诅咒”，引发国内乱局。

　　“一边倒”的悲剧

　　那么，斯里兰卡怎样才能得福？略作分析可知，如果把斯里兰卡看作地缘争夺的竞技场，如今这里有三个主要的运动员：中国、美国和印度。美国和印度算是一个阵营。斯里兰卡能否完全倒向某个阵营？我们来看一下：

　　前任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治下的斯里兰卡可谓是高调全面转向中国。不可否认，中国与斯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乐于与斯国合作并协力其发展事业，并且和平稳定的斯国政局合乎中斯共同利益。在中国帮助下展开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为斯里兰卡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推动力。然而，这样的政策取向美国和印度是无法接受的。加之拉氏政府本身有着相当的不足，西里塞纳在内外协助下，成功在民主选举中取代前任政府，从而使中国投资陷入巨大风险当中。

　　紧接着，西里塞纳政府采取了向西转的路向。然而，印度和美国并不能给斯里兰卡很多。当西里塞纳政府请求40亿美元贷款以重构膨胀飞升的公共债务时，IMF果断拒绝了。政治上的支持并未转化为经济上的帮助。毕竟印度和美国自己也不宽裕，怎么可能让不可靠的斯里兰卡浪费资源。而西里塞纳政府上任后刻意向西方靠拢的政策取向又使中国受到深深伤害，短期内也很难得到中国支援。此次经济危机虽有着结构性原因，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斯里兰卡当局大国平衡战略玩脱的表现。

　　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界限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斯里兰卡经济对中国高度依赖。根据穆迪公司的研究，自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以来，中国已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国还是斯里兰卡第二大贸易伙伴以及最大的政府债权人。据斯里兰卡财政部长，2013年21%的外贷与资助来自中国。中国贷款可用于大型基建工程，而且不像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贷款那样附带政治变革要求和程序繁琐。中国在斯里兰卡有大量投资，该国将近70%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由中国投资和建造。

　　其次，斯里兰卡本身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债务融资型增长模式（debt-financedgrowth model）。前任总统在09年之前打击猛虎组织以及09年挫败猛虎组织后的经济建设中，留下了巨额债务。新借的钱主要用于偿还既存贷款分期和债务利息。据穆迪机构评估，斯政府总计欠有250亿外债，占GDP的75%。利息偿付占政府支出的40%，并且近半的此类债务是以外币计价，易受汇率变化和全球资信市场的影响。斯里兰卡的少数派政府仅上台六月后就通过短期无息国库券和公债的形式借了3780亿卢比（28亿美元）超过了去年总的借贷数额2600亿卢比。此外，该政府还通过发行10年期主权债和发展债（年利率5.26%）的方式募集了10亿美元。这些国债有75%是被国际基金（主要是美国，也有来自欧洲和中国的）买去。斯里兰卡近期发布的2014年中央银行报告指出，去年政府债务总额从2013年的6790亿卢比达到7390亿卢比。外债总额上升5.2%达到了2014年的3330亿卢比（2013年是2960亿卢比）。财政部长承认，该国的债务偿付支出“格外高”——相当于政府岁入的95.4%。

　　这样的债务融资型增长模式是斯里兰卡作为后发国家不可避免的历史结构。其能否健康地发展出较为可靠的自主型经济增长模式，极大地依赖于政局稳定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也就是债务融资型增长模式的稳定，并且这种增长模式还必须要是为进一步的自主型经济结构做准备的。能帮助斯里兰卡完成经济结构转变的，环顾全球，恐怕只有中国。中国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斯里兰卡的经济结构局限，今后不论谁执政，大体都是逃脱不了的。

　　而在政治上，斯里兰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印度和美国影响，毕竟离得很近，且是“民主”国家。而中国又没有足够的政治意志和手段对斯里兰卡的内政进行干预。这就决定了任何过度偏向中国的政客只要不是完美无瑕，总有可能受到严厉追责。

　　于是，我们大体可以说，斯里兰卡作为一个新兴的重要地缘国，正走在探索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它必须明确自己的界限在哪里，然后才能更好地在大国之间谋求发展。

　　二、危机：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挫折和机遇

　　在前述背景基础上思考中国在斯里兰卡的遭遇以及斯里兰卡当下的经济危机，能够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现状。

　　对中国而言，遭遇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是后知之明，但并非没有道理。既然没有完全让斯里兰卡与自己结盟的意愿（中国不会打造同盟关系，而只会致力于发展同伴关系）和能力，就不该有类似期待。相应地，既要做好风险防范措施，还要有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与此同时，中国大可不必因为当下的一点挫折而灰心。因为这是斯里兰卡自我调适的必然结果。我们所要做的是对斯里兰卡的这种调适做深入研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损害。

　　对斯里兰卡而言，其经济危机确实严重。今年以来斯里兰卡卢比已贬值7.5%，外国投资者正在抛售卢比债券。甚至有前官员称，“国家已快发不起公务员工资了”。财政部长呼吁出口商、外侨往国内汇钱，如果这些人持有美元超过90天，中央银行将对其施以5%的罚款，之后就是每月2%的罚款。斯里兰卡当局还计划进行一些税收改革，比如对年收入超过20亿卢比的企业征收25% 的所得税，以及对移动电话运营商的25千万卢比的税收（此项一次性税收主要是针对前总统的大商业支持者开刀）。

　　然而，斯里兰卡必须借助经济危机进行反思，获得成长。如果经过这次危机，斯里兰卡能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限制，并在此限度内独立自主地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也许是斯里兰卡之福。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者。与斯里兰卡相同，中国也经历过独立后在大国之间谋生存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国会尊重斯里兰卡的独立自主。当然，斯里兰卡也应该为中国这样的友好投资国创造安定的投资环境。

　　三、对策：独立合作之道

　　中国与斯里兰卡有着良好的合作历史。虽然中间有些挫折，但并不能改变两国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结构。斯国政府公开示好，请求减免债务，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抗态度。为双方的长远合作考虑，不宜将西里塞纳简单定性为反中派，而应在沟通中向其晓以利害，告诫不可因国内政争或个人倾向损害中斯关系。

　　从斯里兰卡的立场出发，维持国家的和平安定，并充分利用中国的投资、援助、旅游以及对华贸易，实现该国的建设发展，是符合该国利益的。考虑到该国的地缘处境，或许不便明确、过快地发展与中国的经济乃至军事合作，但就长期而言，给予中国更多、更深入的战略回报，是应该的，也是可操作的。因此，既然斯里兰卡已经求救，中国当然可以伸出援手。但相应地，斯里兰卡必须做出一些巩固双方互信的可靠行动，否则，中国的帮助只能助长破坏合作基础的力量。

　　未来，对于斯里兰卡这类有友好合作历史和基础、但政府对外政策受政党更替较大的国家，中国所要做的绝不是沉迷于片刻友好繁荣的假象，而应认清双方展开合作的真正基础，不要期待对方能够超脱自身的政治经济结构。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与这些国家关系之时绝不应将视野局限在纯粹的经济利益上，相反，要超越一时一地之利益，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推动文化、科技和社会等全方位的合作交流，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等大型战略，在真诚帮助友国搞建设的同时，着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共同繁荣。

　　当然，多予少取，树立自身可信赖的形象十分重要，但简单的让利并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也不利于友国的独立发展。在此方面，应讲求方法。比如，伴随对外经济活动，中国在严格要求自身的同时，必须协助友国建立开放公正的法律体系，构建有利于投资建设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不必是针对中国的，而应当是开放的。要积极参与友国的制度建设，乃至国际制度建设，将经济影响力转化成制度影响力。

　　总而言之，理想是远大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的梦想是全球的梦想，人类的梦想，尤其是后发国家和人民的梦想。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总会有挫折存在。况且，中国与友国需要有相互协调适应的过程。但只要坚持独立、尊重与合作，中国必将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文章来源：经略）